倒倒阿爺有些口吃，說起話來，“倒倒……”開頭，后來連他女兒也受到影響，習慣這么開腔，于是便有了這個稱呼。

阿爺有四女一子，與水燦外公有得一比。他兒子當大，早早就能分了擔子，日子比外公要輕松許多。外公性情開朗，只要口袋里裝了錢，便覺陽光燦爛，萬事無須擔心。阿爺則心細如發，腸子曲曲，凡事都要屈指彈算，不單顧到目前，更要著眼將來，一分錢想著掰成兩半花，走一步更是先看三步后，為生活、為兒女費盡心思。我那時讀浩然的《艷陽天》，有個人物叫“彎彎繞”，給我印象深刻，我覺得倒倒阿爺最有彎彎繞的味道。

阿爺慢條斯理，瞇著眼作沉思，面對眼下生計，總要盤得三五種安排，心方有定。世道卻多變數，昨日才算得，今日又有變，放不平，就算不定，夜半更深，頭腦仍運行不止，所以睡眠不好。我常見他坐在門口，手托一根長煙管，皺著眉頭，煙火一明一暗，眉頭一抽一抽。所思多，獲解少，日日蹙眉，臉上布滿皺紋，眸子都是憂慮。

若論算計，村中無人能出其右。世事不清，故晚輩社員多向他請益，他清清嗓子，“倒倒”開場，小小個子，氣場強大，竟有頂天之感。

人的性格，大約是天生的。據說阿爺從年輕時便是如此。

1950年代初，土改結束，家家都有了田地，政府組織農民自發成立互助組，進而辦合作社，到了1958年，就都進入了人民公社。

村里辦互助組時，農協主任何生茂來動員我小嬤嬤，牽動幾家貧農，組成一組。我小爺爺是中農，他本人做農活不行，卻有十幾畝水田，還有幾畝旱地，往常都要雇短工。生茂說，有了互助組，互幫互助，他們有力氣，你們缺勞力，兩相配合，多少是好！小爺爺覺得蠻有道理，爽快地答應了。小嬤嬤卻很不放心，以為我父親有遠見，特來相問，我父親支吾了半天，也說這是好事。于是小阿嬤家就與幾戶貧農一起，成立了村里第一個互助組，并作為典型，得到了村里的表揚。

家父晚年談起此事，說：那些窮人家剛分得田地，沒牛沒犁沒水車，農具全你出，只計出工數，明著吃大戶，但生茂既然來勸了，也是上頭要求，我怎好說不行？

倒倒阿爺最是機敏，立馬拉了幾家堂兄弟，成立第二個互助組。大家家境相似，他家勞力最弱，正好得人相助。阿爺得意地說，我們這叫平等互助，你們拉郎配是不行的。

互助組其實是過場戲，一年之后，就開啟了“大合作”，經過初級社、高級社，最終走向人民公社。所以阿爺并沒得意幾日，還給人落下了話頭。

那時國家開始搞“統購統銷”，禁止私人售糧。替農民的出產分作三塊：一塊是農業稅，每畝固定；一塊是愛國糧，根據估產，把“多余”的糧食交出，由國家統一收購；余下那塊，便是農民自留口糧。為支援城市建設，保障工業化的進展，“愛國糧”鼓勵多交，不能少交。估算的“糧食”，不只是田中出產的稻谷，也要算旱地的玉米、番薯等等。上面說，番薯每百斤折算成二十斤稻谷，已很公道，只是番薯不便保存，所以“購糧”只收稻谷，不要番薯。也即按人頭給留下大約500斤稻谷（非“米”，按七成出米率，約得360來斤，也即每日一斤，與城鎮居民所配口糧大致一致），作為口糧。

鄉里把這意思傳達到村里，村里就把各家男人叫來開會。定計劃的人，對農村很是了解，估產精準，卻又有些苛刻，看似保障了口糧，卻未給留出余糧。那時農民種田，看天吃飯，若無余糧，一旦遇到災年，便無抗力（后來發生三年“自然災害”，農民生存艱難，與此不無關系）。所以村民聽后，個個心情沉重。農協的人反復叮囑：千萬不可和“屋里頭人”（妻子）講。

倒倒阿爺一回到家，就一五一十，和盤托出。阿嬤也讀過幾年書，受倒爺影響，算術不差。夫婦倆算得一晚，將關鍵之點，一一確認，以為番薯之類，只能喂豬，要是算成稻谷，這日子無論如何難以安排，阿嬤想到后日光景，唯覺天昏地暗，那老網山仿佛也要垮塌下來，不住地念叨：“早奈格辦寧！”（這可怎么辦啊）念著念著，拍腿踴跳，越喊越高，就瘋了。后來在縣醫院治得一段時間，方才痊愈，但此后性情抑郁，右眼視力幾無。我小時候見過阿嬤，她從不看人，眼窩深凹，眼簾只留向下一道細縫，無聲無息地行走。

那時還在解放初期，村民“覺悟”不夠高。待到征糧時節，中農以上成分的，都規規矩矩，早早上交，剛分得田地的貧農佃農雇農，則萬分難舍，拖欠拒交，分散藏匿，花樣百出。鄉里派出基干民兵來查。這些民兵本是農民，對農家情況了如指掌，把那些藏在甕底、壇中、瓶內的稻谷，統統找了出來。赤貧水鳳眼看著費盡心思所藏之谷被一一搜走，頓時眼淚婆娑，她老公長江舉起鋤頭就沖過來要打人，民兵一擁而上，將其捆成粽子一般。這么捆得幾人到鄉里，便都老老實實都交了。隨后政策也有所調整，番薯之類就不再折算成稻谷了。

之后從互助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通過集體化，想要征糧，就方便多了。同時大家覺悟也都有了提升，認識到交“愛國糧”（也叫“交公糧”，那時都說“交”而從不說“賣”）是不可推卸的責任，就再沒發生過那種事情了。

1978年秋初，我考上了大學，在去省城報到之前，在生產隊做的最后一項農活，便是“交愛國糧”。那稻谷已經曬過幾日，這天仍先在隊里曬場曬了一個上午，待到正午時，才裝入麻袋，扎緊袋口，然后一袋袋豎放橫疊，裝入雙輪車，每車可裝十袋，再拉到離村五里的“小烏子”國家糧倉。

檢查員用一條鐵打的錐管戳入麻袋，取出稻谷樣本，檢查干濕程度。如果沒干透，就不合格，讓人拉到倉庫門外的大曬場重曬，直到傍晚曬干后再秤。后來我也聽說有狡猾的社隊，會摻些砂子，或是將水分控制在規定程度的邊緣。但我隊從沒發生過這種事情，社員都覺得“國家”是一個神圣的字眼，他們用虔敬之心對待“愛國糧”，真正充滿愛國之情。嬸嬸們精心地曬，直曬得那谷粒“qian轉”（干透得幾乎扭曲），再用風車高速扇過，然后才裝麻袋。每一顆谷粒都飽滿干凈，所以一麻袋可裝一百三十到一百四十斤。因為遠超標準，倉管員十分滿意，很快過秤，辦成交付。

我那時雖只十八歲，但身高已近一米八，臂力甚強，別人是兩人抬一袋放到人肩頭，我則用兩手抓住袋角，一發力甩到肩上，然后背到倉庫里的大谷堆上，走過十幾米長的跳板（谷堆本身軟散，踩上會陷塌），直到谷堆頂端，再拆開袋口，倒將下來。金黃色的谷粒從腳下如流水般漫溢開去，仿佛孩提時玩沙堆一般，令人有一種莫名的喜悅，所以畢生難忘。

插圖：潘丹

在社、隊制度形成之后，征糧方式又有變化，國家給縣里下達指標，縣里分給各公社，公社分攤到各大隊，大隊再分配到生產小隊。層層下達，環環相扣，細致嚴密。永寧公社地處一個橄欖形的山谷之間，有山田、梯田，有平地良田，日照情況有異，供水條件不同，產量也高低不一。大隊先組織人馬對每一丘田作估產，再據估得的總產量，按比例分攤數額，保證公平公正。

那次估產時，楊村人說有近村的田塊，易受雞鴨侵蝕，且被那株樹齡800年的白果樹（銀杏樹）遮擋，收成有限，應作減免。大家都說合理，便記入簿賬。我父親是小隊會計，出言說我隊在小溪塢村邊的稻田，受那300年大樟樹遮擋，也應減免，大家說也有道理。只是我父親發現那做記錄的人點頭說是，筆頭卻不動。散會時，我父親要求翻看簿賬，果然未記。那人訕訕說：“啊，忘記了，你自加吧。”我父親就拿起筆，細心作了添改。

孰料后來大隊告訐我父親“私改產量”，破壞統購統銷，筆跡俱在！我父親竭力辯解，人說要改也只能大隊會計改，你怎可私改？又說我父親砍伐自家地頭的幾株大紅椿樹，是因即將“轉社”歸公，才故意如此，屬于“破壞人民公社”。加上我祖母娘家是地主，隊里便把他扭送到視北勞教了兩個月時間。后來雖曾專門為他做了“平反”，卻從此不許他擔任隊里的任何職務了。十多年后，妯娌齟齬，父親還被弟媳罵是“勞改犯”，這成為他一生難言之痛。

到“文革”中，我已懂事，口糧所留，似無變化，不過那時鼓勵農民養豬出售給公家，特別是養“供港豬”，可換回不少化肥，公家便發給化肥票。生產隊則將社員的化肥票及平時所交豬尿、豬欄肥等，折算成稻谷，各家在口糧外，可再得一份糧食。

此外，生產隊大力開拓新農田，變旱地為水田，填水塘作良田，新開田前三年不計稅，不增公糧，所產稻谷，隊里可自行支配。

倒倒阿爺家男丁少，女孩多，工分掙不過別家，但養豬之類，卻是女孩子的擅長。幾個女孩從小就攞豬草喂豬，阿嬤又能持家，所以一年到頭，出欄五六頭毛豬，加上化肥票和肥料所得，算下來也有不少。阿爺家平時以稀飯為主，多加菜蔬雜糧，女孩飯量偏小，阿嬤細水長流，哪怕青黃不接之時，也能不斷炊煙。

反倒是那些勞力強壯之家，生計艱難。所掙工分雖多，收入卻全憑年終分紅。“文革”時分，學習大寨改天換地，變農閑為農忙，墾田開荒，建渠筑埂，努力增加可耕地，隊里的工分總量飆升，但耕種不細，收成遞減。兼以水稻病蟲害，買農藥需花錢，施藥不及時，則損失更慘。諸凡此類，便是收成可見，開支無底。

“文革”之前，我隊分紅，尚有一工（10個標準分）1元，到“文革”結束那兩年，降到了3角5分。強勞力消耗大，飯量也大。我初中時去齊東中學學工，尚是半大孩子，自家蒸飯，每餐特大號飯盒漲成滿盒（先浸米使發漲，再盡量多放水），仍覺不飽，則那些天天做重活的社員，便可想見。大寨在山西昔陽，那里早上空腹上工，一天只吃兩餐，我們南方卻是三餐不能少，下午“點心更”還要吃些雜糧。口糧不過平日一斤米，哪能吃飽？只能購黑市米，其實也無真的“黑市”，只是通過湯家店的姑姑、孫家的表哥等親戚從湖區（主要產糧區）購買，每斤要五角以上。——公家糧店叫“白市”，憑糧票購買，每斤米1角4；但糧票是城鎮居民按定額發放的，農民兄弟是沒有的。

那時全勞力一天掙10個工分（包干高強度農活可得20分以上；婦女一天6分），分紅所得才三角五，買不得一斤米。所以那時最強的男勞動力，看似掙分多，但分紅所得少，完全不夠買米填肚，也就養不了自己。那些老弱病殘和女子，消耗較少，口糧不減，日子反倒過得還算滋潤。尤其是阿爺家，安排最是精細，縱然是青黃不接、各家都愁甕中無米之時，依然能不慌不忙，淡定自如。

以上這些，既有我親眼所見，也有是參加勞動時，在田頭地邊親耳所聞。記得月水問倒倒阿爺，村人所說“精算”是否屬實，倒倒阿爺搖著草帽，一口黑牙似無底之洞：“倒倒……倷全勞力又能奈介？”（倒倒……你們全勞力又能怎樣？）流露出一種智者看莽漢的味道。

另一方面，女兒們年紀漸長，如何找妥婆家，阿爺雖早早為之盤算，卻又深感乏力。因為開源節流，精算口糧，都是在他可算可控范圍，而婚嫁之事，則不能都按他的盤算，因為還有世道的影響。

長女小時受過外傷，眼角留下一疤，破了相，一直受人嘲笑，也頗覺自卑，個子矮小，其貌不顯。適齡之時，曾請媒妁介紹過多位小伙，都被嫌憎。眼看年紀漸長，便一再降低要求，但即使降到了在公社做工的殘疾人，也沒被看中。不得已再降，有人介紹了一個地主家的兒子，只是這人因受過刺激，神智不太健全。阿爺一味盤算如何嫁女，全然不知女兒郁悶已到極點，生了病，最后想不開，上吊走了。

二女眼看就要過了花季，阿爺盤算村中適齡青年，選中了工人之家的獨子，原是村中同姓，論輩分低一輩，年紀也小兩歲。消息傳出，別人都認為不可能，因為尚有多女有意。幸好女兒聽話，主動出擊，順利拿下。

三女最是漂亮，身材高挑，眼睛大而有神，姐妹戲呼其為“大眼”。中學時便有喜歡對象，交往亦久。那同學后來頂職去了供銷社，眼界新開，其事便無下文。其實村里有很多男孩子都喜歡她。但世事無定，她喜歡的，人家衡量再三而不成；喜歡她的，她盤算多時也無意。還有一些不錯的潛在對象，在相互觀望中，已經另有了緣分。于是不免蹉跎了些歲月，最后只能匆匆出嫁。

小女兒年小，我離開村子時，尚在讀書。

再之后改革開放，農村大變，阿爺已經年老。世界變化之快，本非村塢老人所能知，也是無法算清，只能敲敲煙桿，一聲嘆息，頭發全白，那腰愈發佝得厲害。

自我離鄉，得見外界天地，始知父輩所能周旋的空間，竟是如此狹小。他們順從地聽從村里或隊里的指令，從沒想過世本無框，唯人制造。家父晚年回顧一生所歷，潛意識中，以為圣旨所言，即天命所授，言出令行，不可質疑。他希求的公道，不過是在大家無可逃遁之時，能獲一視同仁。自己則努力勞作，從中尋求生存的空間，自豪于尚能略優于左鄰右舍。但有時聞其所言，又覺得他其實完全明白，只是人力有盡，胳膊擰不過大腿，便只能這般想想。推想倒倒阿爺的盤算，大略不過如此。他們已是村中最有想法、也最能思考之人，可惜當年以“社隊”為樊籬，割裂了城鄉，被禁錮于土地之中，也限制了想象的空間。

我想，若是世上本無樊籬，他們能如兒孫輩那般走出錢家山下，又將會走到怎樣的高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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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音壁 】

曹家齊（中山大學）：“公作則遲，分地則速”，是先秦人明曉的道理，奈何后人曾渾然不顧！

劉勇強（北京大學）：天下彎彎繞，可憐倒倒爺。村邊大樟樹，難蔭一兩家。

卜鍵（國家清史辦）：哈，微歷史，篇篇活色生香。你的記憶力真的超強，我曾說過歷史必然如煙（駁章女士語），在你這里顯然不適用了。

吳振武（吉林大學）：一段信史——半世紀前。我自己下鄉勞動時，看過如何算工分。后來親友去各地插隊落戶，回來大講當地如何算工分，城里人聽來都覺好玩，實際則是辛酸史。

王延榮（杭大同學）：仕忠兄好。看完倒倒爺，憶起插隊時半饑不飽的酸楚。當年稻谷入庫，分配程序你文中說得很明白：先納稅交公糧，再留足種子糧，按規定要留儲備糧，完成以上任務，然后分口糧，飼料糧。我模糊記得，口糧總額，按總人口大概500斤谷/人年的規定分配。每個人有個糧食底分，由年齡段決定高低。一個生產隊如果少年、幼兒多，底分單位值就高。反之單位值就低。那時缺菜少油，能量全靠谷米。成年人強勞力要想放開肚皮吃飽，一餐吃二斤米的飯，不在話下。若只吃半斤八兩，便好比老虎舔蝴蝶，嘗嘗味道而已。一個家庭如果小孩少勞力強，谷倉米缸到年底就見底了。飼料糧按存欄豬分。農民還可以從那里調劑些填填肚。但好多時候是用癟谷，打折抵數。知青不養豬，不成家，凈靠靠只有糧食底分到的一點谷，男知青沒人能接上早稻收割。整餐的大麥糕，煮番薯，蘿卜粥，羅漢豆填肚是常事。當年的農民和知青，許多人到現在對麥食，落下一看就厭的生理反應。歉收年口糧不夠，動用儲備糧手續極嚴格，不會批準。豐收年也不能多分口糧，余糧要求賣愛國糧。當年糧食是緊緊地掌握在公家手中，難得落在農民肚里。

洪朝輝（杭大校友）：倒倒爺企圖運用自己的小聰明對抗集體的大聰明，既可理解，也應憐憫，更覺可悲。不過從他軟性對抗，到逆來順受的過程，確實反映了一個“心術不正”，但求生本能的杰出情商與智商，盡管德商不符合主旋律。但最終，形勢比人強，盡管通過女兒們養豬，歪打正著，聊以果腹，但最后一個老婆發瘋失明、一個女兒自殺，另外二個女兒的不很滿意的婚姻，妥妥地反映了改開前中國農村的辛酸。從初級社到人民公社，他們的土地得而復失，遭受了嚴重的權利貧困，不勝唏噓。

杜文慶（杭大同學）：剛讀完。由衷佩服老同學觀察生活的細致入微，超強的記憶力和對底層百姓尤其是農民生活艱辛的深深的同情。不愧是“新時代”憫農的佳作，是我們這一代人對不堪回首的往事的辛酸的回味，是對極左政策和人禍的有力控訴！

陶棣華（杭大同學）：好文。冷靜、樸實、真細……家鄉父老前輩們那些辛苦、煎迫和蜷伏的生存……后人應能從這里的家史般的真實記敘里，了解這個國家在開啟工業化初的特定時期對于農村的另一種深重的禁錮。也是另一種記史吧。

吳存存（杭大同學）：拜讀了，很長知識。我從小在城里長大，對人民公社里的事，除了農民的偉大意義之外，非常無知。吾兄的大作，除了文學欣賞的重要價值之外，其實也是給我補課。當時那么多復雜的運作，吾兄寫來舉重若輕，條理十分清晰，明白易懂，又饒有趣味。

羅時進（蘇州大學）：我下放農村前后達十年之久，讀大作，對其背景不陌生，頗有同感，所謂“共情”也。

張麗萍（中學、大學校友）：這些活色生香的人物，串起來就是一部鮮活的村史。

吳義雄（中山大學）：我也曾起心記錄家鄉人和事，奈何行動力低下，徒然蹉跎歲月。

種糧食的普遍餓肚子，七零后的沒有什么記憶了，八零以后的基本上不相信了。

殷嬌（中國藝術研究院）：這既是宏大運動背后的微觀的、個體的命運的展示，也是特定時期中國鄉村政治、經濟變革歷史的注腳。讀罷倒讓我想到關于土改的讀書摘錄，結合阿爺及家人的經歷，似乎更容易理解，也更發人深省了：

運動式治理模式的利與弊皆在“運動”二字，運動可以在短時間內有效地動員鄉村民眾、貫徹國家意志、實現鄉村治理，運動又使得這種動員和治理無法日常化、常規化，而只能以接連不斷的新運動來加以維系。從而，在社會變革的動力與社會運行的常態之間，形成了難以消解的矛盾。這就是運動式治理模式的根本困境之所在。

鄭尚憲（廈門大學）：關于《倒倒阿爺》，幾個細節要落實：

一、糧票只有城鎮戶口的居民和公職人員才能擁有，且有定量限制。否則今人很可能以為可敞開購買。

二、當時每個人的口糧都是固定的，糧票要和糧證掛鉤才能購買糧食。否則只能在餐飲店吃飯和副食品店購買糧食制品時零星使用。

三、城鎮居民憑票、憑證購糧，每斤0.14元左右（秈米0.136元，粳米0.144元），福建和江蘇都是，估計浙江也一樣，計劃經濟，全國統一。另外，福建“黑市米”價格基本固定在6角左右（0.58-0.62，我賣過多次），你們那邊怎會那么便宜？

我們賣公糧早稻（秈稻谷）每斤0.102元，晚稻（粳稻谷）每斤0.108元。因為交的都是優質稻谷，供應城鎮居民的米碾得又比較粗糙，出米率一般可保證72%以上，谷糠（又分細糠和粗糠）也能賣錢，所以公家不會虧損。

我們是甘蔗產區，政府強令大面積種植甘蔗，平均畝產約10000斤，國家統一收購價每斤0.017元，也就是一畝甘蔗一年賣不到200元，可是我們要忙整整一年。

當時雖說“以糧為綱”，但分配給水稻的化肥很少，絕大多數化肥的供應跟甘蔗種植面積和產量掛鉤，我們通過交售甘蔗獲得購化肥的指標（習慣稱“蔗肥”），再從中勻出一些用在水稻等糧食作物上。

陳水蓉（成都親友）：說到送公糧，我也有，但是我只能擔起70一80斤，和我同歲的姑娘（茂君，國英）她們可以擔100斤。——叫“公糧”嘛，所以是“送”。農民掙工分，最后分點點糧食充饑。

我們家只有媽媽一個人掙工分，我們四姐弟讀書（小學，中學），后來和弟弟學校放“農忙假”在生產隊干活，掙一點點工分。所以我們媽媽當時很辛苦的。想起這些我受不了了。

葉發明（成都親友）：黃教授寫家鄉親屬在那個年代的點滴生活情景，使在那年代生活過的人看后，感到那么真實、生動，使已漸模糊的記憶又清晰起來。那段難忘的歷史，值得把它記錄下來。

趙延芳（杭大老師｜諸暨同鄉）：我的記憶中，“互助組”階段很短暫，“合作社”階段似乎有數年辰光，直到1958才有“人民公社”。但因我當時也很小，只有一些關于父輩猶豫是否入社，怎么交公糧，受水災，又有領救濟糧等零星記憶。小學時的一篇課文倒記得清楚：“單干好比獨木橋，走一步來搖三搖。互助組好比石板橋，風吹雨打不堅牢。合作社是鐵橋，人多車稠擠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橋，通向天堂路一條。”但對于這些組織的獨特運行模式都一無所知。你爸是有文化的人，平常在家中談論的事情，難為你這么幼小也能深切關注，而且記得如此清晰，實為難能可貴！

關于交公糧一段，我也體會深刻。我1973年來杭上大學，務農五年中的最后一年（1972年）在做“糧食保管”，整日在曬谷場奔忙。

黃紹輝（堂侄）：統購統銷，或許只有那個年代過來的人才能深刻體會到。辛辛苦苦打下糧食，自己沒有支配權，這個對農民的傷害，就像自己的孩子被別人抱走的感覺。

漆永祥（北京大學）：老兄所講，弟皆有親歷，思來心痛！

那時給國家交豬任務，天不亮就背上豬食，趕著豬往幾十里外的縣城去，因為天熱豬就不走了。快到縣城了，再給豬大吃一餐，肚子滾圓，就為了多稱幾斤。但收購員有經驗，上午基本不收豬，豬在大院子里哼哼轉圈兒，拉的到處都是豬糞，到下午拉空了再上秤。

至于交公糧，馬驢馱著，往糧管所交，都是干凈上好的小麥。

我們那里工分每天最高是10分，折不到幾毛錢，我家5口人，爺爺、父親和母親都是大勞動力，一年到頭掙工分不少，但年底才分70斤左右的小麥，能磨50斤不到的面，只能在過年時吃幾天而已。

我上初中時，打倒“四人幫”，村里可以唱古裝戲了，我到山下的鄰村抄劇本，每天可掙10分的大工分，因為我是“識字人”，甚感榮耀。

每年四五月青黃不接之時，我家也差不多會斷頓，如果不是自留地里生產一點糧食和藥材，可能都撐不到過完舊歷年。我上初、高中時，每到周末就缺吃的，玉米面也吃不飽，長期玉米面拌洋芋疙瘩，如同豬食，吃壞了我的胃，至今一年四季胃漲。

我親眼看到小孩子吃了高粱面，胃燒難受，拉不出屎，大人用小棍兒一點一點的往外掏，就像羊糞一樣，一塊兒一塊兒的，如不親見，打死也不會信的。

有些農家，一件農具也沒有，只有一個漏水的破鍋，兩三只碗兒，家無斗糧，親戚來了，要到鄰家借面、借碗筷。

我后來讀《論語》，孔子講“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我給學生講解，就一口咬定這是給有大家業、大莊園的人家子孫講的，如果你家里一把鋤頭也沒有，家徒四壁，甚至四壁也漏風滲雨，那就壓根兒沒有所謂“父之道”可改，孔子所講，多失其所言之對象與背景，但古今相接，以今日之事，揆諸古人之情，大要不遠矣！

酈卓均（中學校友）：麻袋裝谷最多可以150斤左右。我上高中前在生產隊勞動，一個麻袋平放地上可以自己上肩，想當年也如初生牛犢！

趙國瑛（中學校友）：倒倒阿爺者，鄉人一般呼為“人精”。一輩子精于計算，當然也吃苦受累，斷不肯空耗光陰。竊以為，此類人是無害的利己主義者。一般心無大惡也很少損人。雖不值得尊敬，也還有讓人同情之處，畢竟還有鄉情在，只要不欺人，占點便宜便也罷了。

這種人一般很勤勞，摟勾挖煞做人家，起早貪黑不計勞苦，可每戶人家都窮得籮絡嘸圈，這是什么日子？談何尊嚴？許多人家家無片紙，遑論書籍。拿不出幾塊錢現金，喝酒吃肉只在夢里。

孫啟軍（《羊城晚報》）：我離開老家是1968年，才6歲，對合作化、計工分、交公糧、統購統銷這些勞什子，無甚印象。記憶深刻的，是在取消人民公社的第二年，中國迎來前所未有的大豐收。此后，我成長過程中始終伴隨的饑餓感才消失了。我覺得，倒倒阿爺結結巴巴沒說清楚的那句話是——農民不傻，農村不窮……讓城里人吃飽飯的，是鄉下人有了自由；讓鄉下人餓肚子的，是城里人不斷地瞎折騰！

鄒雙雙（中山大學）：有時候是被外界設框禁錮，有時候是作繭自縛，框中人往往不察覺，只知要守好這片土，護好這個家。

猶記小時候，先交糧再留自家糧，豐收時家里家外全都是谷子。曬干也不容易，因為經常有雷陣雨來襲。田里插著秧，一見云有變，趕緊飛奔回家遮谷子，人往往淋個濕透。農忙時天不黑不回家，拉線架燈車谷子，一個倒，一個車，一個挑，車也是個技術活，車快了，好谷子也車走了，車慢了，空殼碎穗車不走，還得順著風，一不小心吃一眼灰，睜不開眼。

戚世雋（中山大學）：若無心事掛心頭，便是人生好時節。可惜大部分國人的一生在“倒倒”生計中過，雖然也未見得倒出名堂。黃老師為啥能將那些細節，特別是數字記得那么清楚啊。若非親身經歷，絕無如此細節與感受！《憫農》永遠都未過時呵!

魏崇新（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的農民最勤勞、最老實、最聽話，也著實令人憐憫！

李曉紅（中山大學）：像到近山遠足，遇未嫁接培優的果子，隨手摘一顆品嘗，酸甜澀甘，親切的原味。

莫曉春（中山系友）：前有寫老師，現在寫鄉親，都是以人記史，用平凡弱小人物的故事作大歷史的敘事。

鐘東（中山大學）：本文一如既往地寫得那么真實，酸甜苦辣都有，而有些真的不堪回首。全文來看，還是要從倒倒爺的“算”上多下些筆墨，用人算不如天算來結撰事件，把一些敏感的東西虛化掉，通過故事寫傳統道理，或許會更好些。

岑寶康（杭大同學）：因為熟悉，所以親切。撩開原先被遮擋的視野，我們似可發現，同時期的歐、美、日等地農夫，他們的主要精力用來應付自然災害、技術局限和市場波動。日積月累，總能得寸進尺。而我們的前輩和同輩們，除了經受別人家同樣的困難以外，還要經受來自人間社會的干擾。

徐大軍（杭州師范大學）：倒倒阿爺“所思多，獲解少，日日蹙眉，臉上布滿皺紋，眸子都是憂慮”，但所謀不出眼前口糧、兒女生計（婚姻），總是手段上的各種慌亂應對，比較者、周旋者，不離左右身邊鄉民。黃老師看得遠，也看得細，還描寫精細，倒倒阿爺的神態于紙上活現。

交愛國糧這段敘述，很真切，那時農民真是如此心理。而且，您也是真正扛過兩百斤麻袋的人。

吳銀惜（畢業學生）：歷史進程飛速發展，很多細節、很多故事、一些錯誤被人們遺忘在時間的長河中。

喜歡看像《倒倒爺爺》這樣的記錄小短文，就像一個個歷史小片段，記錄下我們來時的路。后人再看時，也許會驚訝于當日人們的經歷和選擇。時代改變了人的命運，不同的人在時代變遷之時囿于各種因素做了不同的選擇，于是有了不一樣的結果。也許，這些錯誤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也許發展的路程也因此變得多彩。農民大多是純樸的，熱愛這片土地，特別是經歷過苦難的農民，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生活。農民也是脆弱的，一點風吹草動，就會摧毀他們勞動的成果，甚至改變幾代人的命運。《倒倒阿爺》里有一句話：人的性格，大約是天生的。一個民族（國家）的特性，大約也是如此。

楊惠玲（廈門大學）：《倒倒阿爺》這篇，對那個時代的反映很細致，又直接，讀得我心里有些發抖。這篇文章很有價值。原來聽說過互助組、統購統銷、交公糧，但沒什么印象，讀這篇文章 ，對那段歷史有了更細致的了解，很受觸動。

周慧（中山大學）：“世本無框，唯人制造”。那個時候的農民，真的是命苦呀。確實很有必要講述記錄，否則那一段集體記憶就是一片空白。

高列過（華南農業大學）：這位阿爺的天空跟水燦外公完全兩樣。看完很是感慨，個人的力量如此渺小，再怎么算計，終究還是無力。鐵算盤，越算越窮。此其一。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些人常常感慨“經是好的，只是被歪嘴和尚念歪了”，可為什么要找個歪嘴和尚念經？這嘴又是怎么歪的？如何才能杜絕歪嘴和尚念經？黃老師的文章很能啟發人。此其二。

陳佳妮（中山大學-珠海）：感觸有二：一是從未如此“近距離”了解過鄉村在特殊歷史時期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當文中出現了一個又一個熟悉的名字，腦海中短暫閃過他們的生命故事時，歷史事件與真實生活以一種特別親切細致的方式聯系在了一起，文筆毫無夸張卻充滿張力。

二是最后那段頗有點“太史公曰”味道的感慨，神來之筆引人深思，但又是水到渠成，在前文敘事中似乎埋著一條若隱若現的“草蛇灰線”，不斷微妙提示著讀者命運與時代、人力與天時的關系，終到結尾兩相共情，余音裊裊。

那個時代各種如走馬燈般變化的社會生活、大隊告訐事件的來龍去脈，這些仿佛是倒倒阿爺故事的“背景板”，卻也是這條草蛇灰線的一節節重要的經絡，這個舞臺上的每個人單獨看都是一個耐人尋味的主角，整個舞臺因此顯得就如生活本身一般的真實、圓融而自足。

農民通過辛勤勞動希望能給國家多做貢獻，筆下這幅勞動畫卷讓讀者仿佛身臨其境！所以回音壁中關于“經是好的，只是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的那幾個問題提得格外切中要害，如何無愧于農民的這份赤誠，當真應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改革開放確實是非常偉大而且深入人心！看老師的文章和回音壁中的一些聲音，深切感受到，很多弊病和問題，真的需要有在農村生活經歷且善于思考者才能發現的，單看理論和設想都是好的，是發現不了問題的；若是看了老師的這些文章，就能清楚明白了。

公蒗蒗（山西師范大學）：倒倒阿爺的口吃很有意思。說話時的口吃是一種表達延遲，只是“倒倒……”的開頭，更像是察言觀色和深思熟慮后的故意，慢慢則成了習慣。

晚輩社員向倒倒阿爺請教的時候，他像個智者。在時代和命運車輪駛過時，他產生的無力感，說明他只能算個精明人。這樣的精明人，在夾縫中施展安排的功夫尚能精細，那普通的人家，服從政策，青黃不接才是常態，看到那部分，我的感覺就是一個字——餓。可縱是阿爺如此，兒女也是境遇不一，千算萬算，算不出時代變化中的命運無常。倒倒阿爺再能算計，空間所限，也不過爾爾。

“金黃色的谷粒從腳下如流水般漫溢開去”，讀到此處，腳有癢癢的感覺！

杜雪（北京語言大學）：《倒倒阿爺》是文學創作，也是一篇民間的歷史記錄。

陳志勇（中山大學）：很喜歡老師寫錢家山下農村、農民、農事的文字，有一些經歷過，有一些聽說過，所以感到非常的親切。這篇《倒倒阿爺》雖是寫人記事，卻飽含情懷和思考，寫出了一個時代的變遷，描繪出鄉里鄉親的群像，可謂是代史立言。

林珈卉（本科學生）：原本對我們后來者來說，這些時代的故事都只是歷史書上平淡、生硬、陳述式的文字；而在老師的筆下，這些本已淹沒于歷史車轍中的生活細節又一一展現，歷史變得生動鮮活。

這篇文章讀來感受最深的就是“餓”，農民的辛勤勞動仍是換來辛酸。百般算計也無濟于事，好無力的時代。

在糧庫倒谷粒的場景好有畫面感，喜悅也傳到了讀者心中。短短幾句曬谷扇谷的描寫，真是將農民的赤誠淳樸展現眼前！

宋睿（本科學生）：倒倒阿爺夫妻，都是憂思過重、愁慮太深的性格。家庭中若有一人如此，則是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但若是二人皆以“憂”謀日，勢必會壓抑整個家庭的氛圍，尤其給兒女的成長帶來暗沉的底色，反而埋下意想不到的禍患——這一點從一家人的經歷中可見一斑。

倒倒阿爺曾極力追趕新政策，萬事提前打算，可以說是“要強”了一輩子，而晚年也不得不認命地嘆息，“算不清”的究竟是飛速發展的時代，還是他心頭糾纏不清的條條框框？這一切，恐怕只有當事人才知道。

吳俁（本科學生）：在形勢變化之下，以倒倒阿爺為代表的村民們思索生計，這一憂慮也是時境下的無奈。個體家庭、村集體之間既合作又矛盾的關系令人深思，如何協調才能更好滿足雙方，值得從歷史中吸取經驗和教訓。

李萬營（安徽師范大學）：所以先進的所有制形式，并不一定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初級階段的提法，是從頂層設計的角度讓大家務實起來。

王奇生（北京大學）：農民不僅吃不飽，而且沒有遷徙的自由，連外出要飯，都要開介紹信才能外出。

直到現在，只對農民放開縣城的戶口，地級以上城市的戶口仍然得不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幼兒園和小學開始因招生不足而關門，但農民工子弟仍無法入學。也就是說，寧可關門，也不對農民工子弟開放。

知青下鄉幾年，被說得如何悲慘，殊不知農民世代被圈養在農村，才是真正的悲慘。只是沒人為他們發聲罷了。

李穎瑜（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看完這篇真是無限感慨了，勤勞善良的中國農民，永遠在隱忍，永遠在奉獻。里面很多詳實的記述，讓我對這段歷史有了清晰可感的認識。

雖然沒見過交公糧，但小時候我們老家有一種撲克牌游戲就叫“交公糧”，四人游戲，兩兩一隊，輸的一隊在下局開始前要把最好的牌交給贏的一隊，這是“交糧”，然后贏的一隊則把手中最差、最無用的牌給輸者，這是“還糧”。輸者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總要在更加艱難的局面中硬著頭皮前進。他們不僅要承受失敗的屈辱，還要把自己最好的東西拱手讓人，好讓對方更好地打垮自己。除非運氣好，起到大小王，就是“扛糧”，才不必交糧，便有了公平競爭的資本。現在想來，這個弱肉強食的游戲還真是深有意味呀。

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游戲，可能交公糧對老百姓影響實在太大了。

李凌云（中山大學）：說到統購統銷和交公糧，想起外婆跟我說過不少故事，但許多細節我都忘了，只記下了幾條外婆九十高齡還記憶清晰的當年的動員口號：

1、一條擔竿niania（入聲字，本字不知）軟，一扎筷子拗不斷。千條溪水流成海，石灰撈沙結成團。 【53年統購統銷】

2、滿隴滿屯谷子黃，割好曬干交公糧。公糧要交精飽凈，保衛祖國保家鄉。【交公糧】

3、行動軍事化，吃飯田頭化，耕種集體化。【58年】

我聽外婆的講述，可以感受到當年大多數農民都是淳樸善良的，他們自然地接受了上面的政策，并將自覺、保質保量交公糧視為自身的榮光。而根據老師文中的統計數字，當年做計劃的人其實也是很了解農業和糧食生產的。只可惜，從政策到實際執行，總會帶來種種意想不到的偏差。更重要的是，從整個經濟發展階段來看，我國的高速工業化進程，其實是以農業、農村、農民為代價的。老師的文章用生動的細節，為后來人再現了當時的歷史情境以及身處其中的普通人的認知與心態，這些都是在簡要的歷史敘述中所看不到的、極其珍貴的內容。

曾慶蘭：在統購統銷的背景下，如倒倒阿爺一般的農民再如何盤算、琢磨，堂兄弟互助也好、藏稻谷也罷，都是一場空。這些是村民的小算計，也是不安所致。但無論當年曾如何艱難，老一輩始終都熱愛著新中國，擁護著毛主席。就像曬得那谷粒“qian轉”再交公糧的嬸嬸們一般。

老師說的是，中國的農民真心的愛著自己的國家。只是政治總要權衡利弊，農民們很容易要奉獻、被犧牲。

宋睿（本科學生）：這一篇增加了不少歷史信息，赤貧水鳳眼一家遭查糧一事，讀來觸目驚心。記得兒時在老家生活，頓頓都有野菜，有時燜一大盆薺菜拌玉米面，蘸著大醬吃，就是一整天的飯。小時候只覺得別有一番“農家樂”，后來才知道這是老一輩人三年饑荒時養成的習慣。那時連一粒米掉在地上，老人也會摳起來塞進嘴里，當時只覺不衛生，如今再看民兵搜糧時“顆粒皆盡”，似有所悟……

周慧（中山大學）：佩服黃老師的持久記憶力，過去那么多年的數字，居然記得那么清楚。如此才能通過對個體日常生活的描述來高度還原塵封已久的集體經驗和歷史記憶，也讓后人有機會從一個個鮮活的小人物的故事中窺見那個時代的縮影。

藍嵐（麗水學院）：普通人大多只能在時代的洪流中隨波逐流。小時候教科書上關于那段歷史的短短幾行文字是我所知的極限，但老師的文字很細膩，讀完這篇文章竟也有點“餓”的感覺了……

胡鴻保（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家也在浙江北部做研究，味道不一樣。所謂有理論關懷，那么就要有舍棄。所以，讀不出鮮活的村莊人物故事。盡管也許研究者本人心里對村里的張三李四都熟悉，但他沒想讓人讀出畫面感，或用特定的對話反映一個場面。

朱承君（杭大同學）：所記往事，歷歷在目。我在十五六歲時也能背起一袋稻谷，但需要有人扛到我肩上，因為個子小，兩手還抓不到麻袋角。

小時候都窮，但吃飽飯基本沒問題，但記得有一年青黃不接，米飯吃不上了改吃一段時間玉米糊，玉米是我父親從幾十公里外的奉化挑回來的。玉米糊其實味道不錯，吃起來有個講究，要從碗中間舀著吃，這樣不會粘碗，非常光滑干凈。

林杰祥（中山大學）：精于“計算”的人，也許眼前得些小利，但是長久總是被大局淹沒，自己內心卻落得糾結和不安，為之一嘆。國家對于農民，為之精細安排，如果過度收稅，過度管理，結果也是“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亦為之一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