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第六季“三聯·新知大會”第三場論壇“DNA里的中國：遺傳視角下的中華文明”，在北京三聯韜奮書店美術館總店舉行。三位對談嘉賓均來自復旦大學，分別是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韓昇、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表型組研究院博士后杜盼新。
“DNA里的中國：遺傳視角下的中華文明”論壇海報
眾所周知，DNA技術作為一種革命性的工具，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方式來理解自我和歷史。通過提取、分析和比較古代與現代中國人群的DNA信息，結合遺傳學、考古學、人類學和歷史學等多學科的知識，學者們能夠深入探索歷史上的人口遷移、社會結構變化、文化交流以及疾病傳播等諸多重要事件。
本次沙龍邀請來自歷史學、考古學和遺傳學等方面的專家學者，帶領公眾深入了解隱藏在DNA中的中華文明遺傳印記。通過從古代DNA的提取與分析到現代遺傳學的應用，助力學界重構歷史脈絡，重新理解文明的演進和人類的進化過程。這不僅是一次學術的探索，也是一次文化的重溫，讓我們得以從遺傳的視角，重新認識和理解中華文明的豐富多彩和深遠影響。
活動現場
歷史人類學研究、發展的前景非常廣闊
韓昇在發言時介紹說，用基因手段研究人類歷史，這在中國是個新興的學科。上世紀90年代，復旦大學的金力院士主持的團隊開始通過從古代遺骸提取DNA進行分析，研究古代人類的形成、起源、遷徙和分布，并建立起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東亞人群基因數據庫。但把基因技術和研究中國具體的歷史問題相結合，契機則是2009年，河南省文物局宣布在河南安陽發現曹操墓，以及由此引發的巨大爭議。
“當時考古學界基本傾向于把它定位為曹操墓。復旦大學的態度則是要通過科學的證據來判定它是否真實。在這個大墓中有三具遺骸，通過提取基因進行比對，我們就可以破解墓主之謎。可由于無法取得遺骸基因，倒逼我們從現代人類學出發，把重點放在中國的曹姓人群里以及和曹姓相關的夏侯家族中，通過基因比對、分子生物統計學的手段，找到曹操家族的基因類型屬于O2-M268，并由此打通了一條在我們現代人身上追尋祖宗的探索之路。”
韓昇
在韓昇看來遺傳學的重點恰是歷史學的起點。2010年，國內誕生了一個新的學科，歷史人類學。“以前人類學多是用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的方法，去揭示在中國古代鄉里社會人群的融合。但這有一個明顯的缺陷，通過文獻記載所做的研究，是否可以視作真正的科學證據？比如在一些封閉的鄉村，幾百年來都過著與世隔絕，相當封閉的生活，他們自認是純正的一支族人，他們的族譜和歷史文獻也支持這樣的說法，但通過DNA的采樣和研究，發現實際上在這樣的鄉村里也存在著非常明顯的多種基因類型，一樣有著不同人群之間的混血。”
從近些年在全國采集的遺骸提取基因里，還有一個重要的個案：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死因之謎。“北周武帝年紀輕輕就完成了中國華北的大一統，并已經開始揮師南下意圖統一全國。但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他突然暴斃，由此改寫了中國歷史的進程。通過對采集到的北周武帝遺骸進行分析，在做生化實驗的時候，發現他的死因非常清楚，砷中毒造成的死亡——砷是古代道士煉的仙丹，尤其是五行散中的主要成分。隨著仙丹的冶煉提純，實際上就是一種純砒霜，如果過量服用會造成即時性死亡，而微量服用則會讓人產生興奮，可久而久之毒素沉積進骨髓，一樣會一命嗚呼。”
“當然，這只是個‘額外’的發現。通過基因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作為鮮卑族的宇文家族早期已經和漢族間有了混血，這對揭示北朝的歷史非常重要。以前提到北朝都講胡漢之爭，可通過基因分析就可以看出，即便是在民族斗爭非常激烈的時代，民族的融合，暗中的融合其實也在一步步發展，可以說是胡中有漢，漢中有胡。也由此，之后的唐朝才會開啟中國歷史上盛大的民族融合時期。”
韓昇介紹說，歷史人類學研究在原有的田野調查和歷史文獻之外，又加入了基因譜系的確證。“這已經從最初的跨學科合作發生了質變，不再是各自平面領域的拼盤，而是變成各個學科高度融合在一起的立體結合，由此也形成了全新的研究路徑、方法、手段和工具。從2010年至今，中國最好的考古單位都先后建立了基因實驗室，考古學界已經廣泛吸取了DNA研究的手段，令歷史人類學發展的前景非常廣闊。”
通過基因血脈書寫中華民族的“大家譜”
從事分子考古的文少卿在發言時回溯了田野考古的歷程。“田野考古的兩大核心是地層學和類型學。再往下就要進入更微觀的視野，也就是說把研究從室外搬回室內。不僅僅關心描述性研究，更重要的是關注定量的比較。在分子考古實驗室，我們研究古DNA、古蛋白或者古脂肪酸，由此衍生了更多的研究方向。同時，除了研究人類的譜系關系，還可以研究動植物的譜系關系，以及做環境里的沉積物分析。
文少卿
如何通過DNA看待遺傳視角下的中華文明？文少卿列舉了三個案例：把分子考古學運用在“一帶一路”的古西域，得出當地人群在古代屯田時期，生業方式就已經多種多樣；對新疆石城子遺址出土人骨做同位素和DNA的分析，得出當地A人群多具備東北亞血統，B人群則同黃河流域中下游的人群比較接近，進而構建出兩千多年來河西走廊的歷史；把分子考古應用在長安城研究，從鮮卑核心集團族源譜系探索北方家族史和三到九世紀北方民族譜系——匈奴譜系、突厥譜系、吐谷渾譜系的研究。“我們希望決戰長安城，因為這里的樣本非常多，出土的墓葬遺骸也非常多，用DNA分析可以還原民族大融合的情形，復原出長安城南來北往全球化、國際化的勝景。”
其中，北周武帝宇文邕與武德皇后阿史那氏的婚姻見證了突厥人和鮮卑人政治聯姻的歷史，兩人合葬于咸陽孝陵。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與上海市公安部門合作，通過毒理學微量元素分析發現，武帝人骨上的黑斑為砷元素中毒，而皇后的人骨分析則發現鉛元素超標，判斷前者為長期服用五行散丹藥所致，后者則作為貴族女性，長期施用鉛白美容所致。
隨著研究的拓展，文少卿團隊還通過遺骸牙齒分析出北周不同階級之間飲食方式的不同，呈現出農牧交融的狀態。“對高等級的貴族來說會攝入麥類或者肉食類，保留更多的牧業民族的特征；而低等貴族會攝入更多粟秫類的食物，蛋白質攝入比較低。可以看出，生于蒙古草原的武德皇后在碳氮同位素表現方式上較為一致，武帝在早年和晚年則有所差異——由于皇帝比較節儉，通過同位素可以看到他在后期開始向關中地區農業生活方式接近的狀態。這其實也顯現出胡漢混合的情形。”
杜盼新
杜盼新在發言時補充了DNA采集時的一些實驗細節問題。“考慮到武帝遺骸保存較好，而頭骨、牙齒是做DNA分析最好的材料，但我們沒有破壞，只用了一小節趾骨。趾骨保存很差，且人的DNA占比只有千分之一，所以技術難度更大。我們做了一系列技術升級，開發出一套高效的可以獲取短DNA的方法。通過全基因組分析，北周武帝相比其他鮮卑人有更多黃河流域的混血，他的血統來源主要是三種成分：東北亞血統占10%，黃河流域北方漢族血統占30%，黑龍江流域族群占余下六成。可以說，北周武帝本身就是一個胡漢融合最直接的證據。”
除了族源分析，研究團隊還做了武帝的面貌復原。“其原理是人的相貌相關的表型，比如皮膚顏色、眼睛的顏色、頭發的顏色通過基因測序都可以做出預測。我們發現武帝眼睛是棕色的，頭發是深黑色的，皮膚是黃色的。這是典型的東亞蒙古人種的特征，跟在座的各位都一樣，是典型東亞人的長相。而這同唐朝宰相、畫師閻立本繪制的《歷代帝王圖》中宇文邕形象還是多少有些差別的。基因點位除了可以推測外貌長相，還可以預測他存在心血管類疾病的患病風險，結合史料記載他的臨床表現，再加上他服食丹藥和各種生活習慣，可以判斷出他的綜合死因。”
左為宇文邕面貌基因復原圖，右為唐代閻立本繪制的《歷代帝王圖》中宇文邕形象。圖片來自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
杜盼新在發言最后做了總結展望：“北周武帝只是一個經典案例，我們后面會持續梳理匈奴、突厥、鮮卑、吐谷渾、粟特等民族，并把這些譜系做一個統計。除了做古代研究，還會做現代人研究，通過譜系把古代人和現代人串聯在一起，做出一個東亞人的譜系樹，這樣可以更好地書寫中華民族的‘大家譜’——這就相當于在之前只有一些流傳的家譜之外，有了相對更科學、更嚴謹，通過基因血脈構建出的家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