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從十幾年前開始成為卡波特的讀者的,我讀他的第一本不是《蒂凡尼的早餐》,也不是《冷血》,而是《別的聲音,別的房間》。我記得那種逐字逐句地閱讀,然后字字珠璣的驚喜——那種驚喜的瞬間周遭是極為寂靜的。其實這些年,我在跟別人聊起卡波特的時候,也一直在試圖說清楚閱讀他的那種真正的妙處,這很困難。
總之,在《別的聲音,別的房間》之后,我就幾乎找來了他所有的小說。一定要形容的話,那就是——無論卡波特寫什么,他的句子里首先就具備一種非常悅耳的音樂性。描寫與敘述的穿插之間,頓挫有致。在他的敘事中,好像五感都能在幾百字里被打通,聽覺、畫面感、氣味,以及必要的敘事需要傳達(dá)的信息,面面俱到,且不露痕跡。閱讀者的視線、注意力與時間——都能夠在不知不覺間接受他的剪裁,他會讓每一個讀者感到,自己的感知能力在變得更加纖巧。所有小說里要講的事情,全都在這種舉重若輕為閱讀者建立起來的通感之中完成。我想,閱讀他,可以幫助一個寫作者相信,頂級的技巧從來都不是目的,而是一段路途中偶得的風(fēng)景。
當(dāng)我們在閱讀一位大師級的作家的作品時,常常能夠感知到,這里面有一部分可以言傳,可以總結(jié),可以當(dāng)作經(jīng)驗傳授,可以學(xué)習(xí)……但是另外一部分,不能。
而《圣誕憶舊集》的好,恰恰就是因為,屬于“不能”的那一部分,占比特別多。這本短短的集子里的三篇小說,分別發(fā)表于1956年,1968年,1983年。這二十七年,恰好覆蓋了卡波特作為“作家”的職業(yè)生涯的聲名大噪,如日中天,醉生夢死,再歸于平靜。在這二十七年里,拜好萊塢所賜,全世界的觀眾都知道了《蒂凡尼的早餐》,都記住了站在櫥窗前面的奧黛麗·赫本——雖然這個電影早已將小說修改得面目全非,可是為討厭這部電影的原作者帶來了更多的名利;在這二十七年里,20世紀(jì)60年代中期《冷血》的轟動與熱賣讓他抵達(dá)巔峰,《紐約時報》用了空前的版面報道他舉辦的世紀(jì)派對;在這二十七年里,他享受過了他熱愛的鎂光燈和名利場,他離不開卻又受夠了一場又一場的舞會;在這二十七年里,他喝了太多的酒,曾有一度被人們認(rèn)為墮落已毀掉了他渾身的才華,然而80年代他的一本極為精彩的、幫安迪·沃霍爾的雜志做的系列人物專訪《變色龍的音樂》卻又再度暢銷……我其實想說,《圣誕憶舊集》與他在紐約的名利場人生完全無關(guān)。如果你不了解他的生活經(jīng)歷,完全不妨礙你迅速感知到那個亞拉巴馬鄉(xiāng)下的小男孩恒久的孤獨;如果你略微聽過他的人生故事,你或許會驚訝——在《圣誕憶舊集》里,若你默認(rèn)這個敘述者就是長大了的紐約作家卡波特本人,字里行間,你絲毫讀不出來后來的熱鬧。
大巧若拙,指的就是這樣的作品。
亞拉巴馬荒蕪的寂靜一直沉睡在記憶深處的某個角落,即使這個小男孩日后活成了“美國夢”本人,屬于童年的時光的,依然只有亞拉巴馬寧靜的原野,以及,小男孩唯一的朋友,六十多歲的蘇可小姐。
蘇可小姐真是寶石一樣的存在。至于為什么,你們自己看吧。
卡波特生于1924年,在他童年時代,趕上了20世紀(jì)30年代的經(jīng)濟蕭條,選美冠軍出身的母親早已和父親分道揚鑣,出去闖世界,嫁給了有錢的繼父。媽媽需要闖蕩的那幾年,把卡波特寄養(yǎng)在亞拉巴馬鄉(xiāng)下的農(nóng)莊里。你可以把《圣誕憶舊集》里的這個小男孩當(dāng)成他本人,也可以完全當(dāng)成小說里的人物——總之,他們很像就對了。亞拉巴馬的鄉(xiāng)下農(nóng)莊,有一大堆進(jìn)進(jìn)出出的親戚,其中只有一個非常遠(yuǎn)的表親,跟小男孩是一類人,就是蘇可小姐。雖然蘇可小姐已經(jīng)六十多歲,頭發(fā)花白,雖然大人們都覺得蘇可小姐有點傻,行為古怪——但是在小男孩眼里,這位忠實的好朋友沒有任何應(yīng)該嘲笑的地方。蘇可小姐也永遠(yuǎn)不會覺得小男孩可笑。
雖然這三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時間跨度是二十七年,但是放在一起,幾乎感覺不到這期間的歲月流逝,當(dāng)然原因也許不止一個:比如從20世紀(jì)50年代中期開始,卡波特自己認(rèn)為那個屬于早熟天才寫作的年代已經(jīng)過去了,他開始探索一條更為樸素但是更為開闊的道路,他認(rèn)為這條道路的標(biāo)志就是《蒂凡尼的早餐》,但是探索應(yīng)該是在這之前就已經(jīng)開始,所以這三篇小說,即使跨度很長,也依然屬于他成熟期之后的作品;還比如,那個亞拉巴馬小男孩一直被封存在時光膠囊里,他不會長大,不會變老,無論什么時候回頭去看他,眼神和語調(diào)都會不知不覺地變得安靜下來,安靜得就像是亞拉巴馬的秋天。
在那個永恒的深秋里,蘇可小姐凝視著窗戶的神情永遠(yuǎn)像是另一個孩子,她會愉快地對小男孩說:“做水果蛋糕的天氣來了,巴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