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9歲的葛劍雄從上海搬到了深圳，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圖書館館長。他走路健步如飛，年輕人跟他同行，需要加快腳步。他胃口很好，除了不吃辣，對食物沒有忌口。適應廣東的氣候和飲食，對他來說不是問題，但“深圳的食堂，口味還是有點重，更偏北方”。葛劍雄生于1945年，是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人口史學家，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曾擔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全國政協委員。
葛劍雄喜歡旅游，來深圳履新之前，剛去了趟新西蘭。跨過遙遠的南太平洋，接待他的學生也年過六旬，那是他在中學任教時的學生。改革開放前，葛劍雄在上海古田中學任教時，曾協助公安局辦案。那時學校里有學生犯了罪或出了事，要出人協助公安，叫“群眾辦案”。葛劍雄第一次去黃山，便是協助辦案過程中，押送犯人從上海到淮北，返程途中順便去的黃山。
那時工資很低，“做夢也不敢想自己花錢去旅游”，都是利用機會“公私兼顧”。何況，外出住宿、買票，需要單位開介紹信，不然寸步難行。葛劍雄記得，他曾陪老師譚其驤先生坐軟臥，列車員叫他們“首長”。那個年代，副教授沒資格買軟臥車票，必須正教授，坐飛機需要局級以上的單位開介紹信。直到1980年代后期，這種狀況才逐漸改變。后來，他頻頻旅行，去過西藏阿里、乞力馬扎羅山和南極。
葛劍雄對技術的態度頗為矛盾。他是復旦最早購買空調、使用數碼相機和電腦的教師。1986年，從美國訪學歸來途經香港時，他買了一臺攝像機。在紐約詢問領事館，據說有兩個“大件”的指標，到了中國的海關卻遇到了麻煩，當時錄像機有免稅指標，攝像機沒有，海關工作人員讓他稍微改改，“寫成錄像機，就可以放你進去”。葛劍雄說，“這是違法的事，我不做的。”他付了1500元稅款，相當于一年工資。1991年，用四通打字機，他打字、排版了著作《中國人口發展史》。但他堅持不用手機，直到新冠疫情來襲，“打疫苗都要查碼”，“不用寸步難行”。
“我這個人好奇心很強，對自然科學技術的變化一直非常關注。一個新的東西出來，如果我很快要用，就需要懂它的原理。不懂的話，會打電話問我學理科的一些老同學。”他說，“但我認為對我弊大于利的，就抵制。”
他十分關注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建設，特別是高校及公共圖書館的資源利用等問題。以下是南方周末記者對葛劍雄的專訪。
2024年3月，葛劍雄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圖書館館長。（視覺中國 圖）
大灣區的公共圖書館能不能建成一個真正的聯盟？
南方周末：你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擔任圖書館館長，和之前在復旦大學圖書館當館長相比，有哪些差異？
葛劍雄：復旦大學圖書館是一個老館，規模比較大，藏書多，學生和館員人數也很龐大。這里是個新館，學校建校才10年，圖書館建成大概也不過6年，現在紙本圖書還不到20萬冊，這些是不能比的。另一方面，它的建筑理念和功能都是新的。以前我在復旦大學圖書館當館長時，它才剛從傳統的借還書改成電子化操作，而深圳這里借還書的手續已經全部自動化，學生自己在機器上操作就可以了。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圖書館，數字化資源占主要部分，每年買數據庫要花2000萬元，紙本圖書只有幾百萬元。我在復旦當館長的最后一年，采購的數字化資源已經是全國高校圖書館里排在前列的，也才接近50%。深圳這里大部分（經費）是用來采購電子資源的。另外，因為這里是全英文教學，所以采購的圖書以英文為主。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是一個獨立的學校，并不是香港中文大學的一個校區。所以有些地方還是沒有辦法完全理順，比如說兩校的圖書資源共享不了。那邊的館長跟我解釋，香港中文大學不是私立，是香港特區政府辦的。香港特區政府規定，這些資源只能用在香港居民身上，比如說我們學校的同學要進他們的圖書館，這沒有問題，但用了別人的資源也要付費。
除此之外，還有價值觀念的區別。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比照中外合作辦學的模式，但還是要接受內地的教育政策。到目前為止，學校的模式基本上是模仿香港中文大學的，比如全英文教學，像中國歷史的課程規定要有英文版，因為有外籍學生，他聽不懂中文。但人文教材不可能全部用香港中文大學的，我們要保持自己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實質上還是有區別。
南方周末：你談到的這個問題，實際上也是粵港澳融合與交流面臨的問題。
葛劍雄：我認為大灣區建設現在到了要務實、深入的階段了。你聲勢造得很大，這個不錯，也需要的，但現在應該要解決實際問題。舉個例子，先不講大學圖書館，大灣區的公共圖書館能不能建成一個真正的聯盟？香港特區政府、廣東省政府投入的設施能不能都開放，大家互惠？比如，可以做記錄我用了你多少資源，你用了我多少資源，來做一些抵扣。粵港澳三個地區在行政上很多差異恐怕還不容易消除，也不可能消除，那么能不能在一些流通環節上面簡化、優化？
對公共圖書館的重要性依然認識不足
南方周末：你擔任了很長一段時間圖書館館長，圖書館在當前的文化建設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葛劍雄：中國原來其實是沒有公共圖書館的概念的。乾隆皇帝當時規定抄了7份《四庫全書》，表面上容許士人閱讀，實際上并不是面對公眾的，所謂的士人還是有身份的，比如地方的秀才、舉人，而且也不是一直開放。又比如說東漢的時候，曾經把儒家的經典《熹平石經》刻在石頭上面，放在京師太學，也主要是給太學生看的，并沒有一個公共圖書館的概念。
到了近代，中國一些地方出現了公共圖書館，它的意義在大學圖書館或者其他專門的圖書館之上，因為它是真正面向公眾的。公眾有接受知識和新信息的權利。一個國家要現代化，特別是要真正提高全民的知識，離不開公共圖書館。
到現在，盡管經濟條件有了比較大的改善，也有了互聯網，但是像有些大部頭的書，普通人還是買不起，也沒有必要。有些資源公共圖書館有一套（就行），利用率就很高，不可能大家都去私人藏書，而且藏書對文化并不具有公共價值，公共圖書館的書才應該具有公共的價值。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今天對公共圖書館的重要性依然認識不足。
這幾年書店萎縮，有的地方為了表示重視，提出口號，我們的城市不能沒有書店。我認為這個話是很片面的。舉一個不雅的例子，以前棺材店是每個城市必需的，現在推廣了火葬以后，我還能不能說“一個城市不能沒有棺材店？”所以我提的口號是，城市不能沒有公共的閱讀空間。政府支持書店，不是為了扶助這個產業，因為實體書店減少銷售的情況是世界性的，不是中國一個國家的問題，以色列、德國以看書著名，他們也有很多實體店關門了，畢竟現在去網上買書方便，可選的書又多。
現在政府資助書店繼續生存，每年給它補貼、免房租，我覺得應該提出條件，比如說你同時要為這個城市提供20平米的閱讀面積，供大家免費借書閱讀；或者你必須每年舉辦幾場讀書講座，我們一場獎勵多少錢，這才對。而不是片面地資助書店，搞得富麗堂皇，但那并不是真正的公共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