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一部學術專著，艾米·斯坦利的《江戶時代江戶城》更像是一部精致的虛構小說，圍繞著19世紀的江戶城，或者更準確地說，圍繞著一個叫常野的鄉(xiāng)下女人的足跡以及其生活而重現(xiàn)這座于日本江戶時代最輝煌和繁榮的都城。作者在龐大且復雜的各類文獻材料的支持下，如浮世繪般精細地重現(xiàn)了這座將軍之城的整體樣貌以及生活于其中的各階層官員、商人、藝人與百姓們的日常，是他們日復一日的生活和交往構成了這座城市的毛細血管以及其繁盛，而江戶城也為此展現(xiàn)出極大的包容性，雖然幕府的每一項政策都必然會直接影響到諸民的日常生活，但恰恰是這一靈活且不斷生產的互動才使得江戶城能夠持續(xù)地呼吸與成長。
《江戶時代江戶城》 作者: [美]艾米·斯坦利
斯坦利的原著名為Stranger in the Shogun's City: A Japanese Woman and Her World，它的主角始終是那個讓作者念茲在茲的叫作常野的女人，在她自己的時代，她顯得分外的格格不入，在其兄長義融的信中便對她的品性提出了控訴，認為她“身為女子”卻“棄兩親與手足”，跟著單身男子逃跑到江戶，這一自私的可恥行為不僅為其家族帶來羞恥，也讓她不斷挑戰(zhàn)當時正統(tǒng)關于女性的規(guī)范，由此才引起她母親臨終前對于女兒本性的判斷，即“她的本性和人們的期待不同，這讓我倍感痛苦”，而恰恰是這一本性讓常野成為那個時代無數女子中頗為特別的存在，也因此才會在百年后吸引到一個美國學者的關注?？v觀常野的一生，在其遵從家族要求和安排而結的三次婚都結束后，她開始渴望掌握自己的人生，或者只是想要逃離家庭，從而避免再次被潦草地嫁出去，而對于當時個體需要牢牢地附著于家庭、村子和地域的日本社會而言，唯有江戶這個繁茂且泥沙俱下的都城能夠為一個倔強、自私和渴望掌控自己人生、尋求新的生活的女子提供一個安身立命之所。
在一定程度上，江戶是一個高度城市化的空間，雖然它屬于幕府將軍，但其中的商業(yè)、文化以及居民的五花八門都暗示了它早已經突破傳統(tǒng)的熟人社會而以更加多元的形式被建構，因此它是一座陌生人之城，就如作者在題目中所強調的，江戶城里滿是Strangers，他們有的是因為當時的饑饉災荒逃難而來，有的則懷著一顆冒險的心來此探險以及渴望創(chuàng)造一份事業(yè)，有的或許就像常野這樣希望逃離原本的家庭而來此謀求新的生活與可能性，因為“在她們眼里，城市就是一座燈塔，城市就是過上不同生活的可能性”，而“在這樣的地方，什么事都有可能發(fā)生”……雖然19世紀的幕府對外閉關鎖國，期望能夠在自己理想的穩(wěn)定與寧靜中保持著國家的和諧，但其內部由于各類原因卻早已經充滿了喧嘩與騷動，曾經安土重遷式的鄉(xiāng)土生活開始被崛起的城市以及繁榮且誘人的商業(yè)經濟所威脅，對于統(tǒng)治者來說，它或許充滿了種種隱秘的危機，但對于像常野這樣原本應該過著毫無意外生活的普通人——尤其是女子而言——它卻是一種新的生機與可能。就如作者所說的，“每當市場經濟的興起擴大了農村婦女的想象版圖，她們就會離開”，因為“她們相信，會有些不同的、更好的東西，在等待著自己”。
這并非特例，而往往具有普遍性，如李孝悌在《戀戀紅塵》中研究明清時期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時，同樣發(fā)現(xiàn)商業(yè)經濟的繁榮會對原本許多看似穩(wěn)固的結構造成威脅和改造，對于女性而言尤其如此，陌生人的城市為她們脫離傳統(tǒng)的綱常人生提供了一種可能，甚至保護，當然它同樣也是危機四伏的。剛到江戶的常野只能依靠同行的男人，蝸居于陋室，四處求人與尋找機會，城市的陌生性為她們提供了生活的空間，但整體的秩序以及氛圍卻依舊對她們不利，因此常野只能再次結婚，但這里還存在一個需要注意的差異，即常野前三次婚姻都是家庭安排的，她只能逆來順受；但在江戶的婚姻，雖然一方面她的處境也并未賦予她多少選擇的機會，但至少她能夠做選擇，并且其中暗含著常野清晰的自我認知，即在此刻的環(huán)境中，她需要一個男人來讓自己更容易找到工作或是改變當下生活的處境，因為在19世紀的日本，女子始終被認為是屬于家族的財產，她不是某人的女兒就是某人的妻子，而一旦她們以自己這一身份出現(xiàn)，則往往會引起更多麻煩。常野對此似乎心知肚明，因此她不得不在諸多糟糕的選擇中選擇那條對自己最有利的。
當作為家主的兄長因常野的任性而選擇與她斷絕關系時，處于江戶的常野就徹底失去了支持，“他們不跟她說話，什么東西也沒送出來。她沒有才華，不時髦，而且孤零零的一個人”，而當人們意識到她是寺廟家庭的女兒時，“興許會使用略微尊敬的語言，鞠躬得更深一些”；除此之外，她獲得尊重和支持的另一條路就是“已婚”，而僅僅因為這個詞，“她的地位改變了，她得到了救贖”，不僅家庭重新接納她，而且她也將獲得完整的身份。作為家庭的女兒與作為他人的妻子，這是傳統(tǒng)日本女性唯有的存在與生活可能，其他身份都會讓她們陷入一種不名譽的處境，但在19世紀，伴隨著如江戶這樣城市的誕生，以及商業(yè)經濟的繁榮，這兩種傳統(tǒng)界定女性的模式也遭到挑戰(zhàn)，并且它們還不是唯一遭到威脅的制度，人們漸漸發(fā)現(xiàn)“哪怕是最完美的血統(tǒng)也并非技能，沒有當地的人脈和金錢支持，它并無太大意義”。常野在這一裂縫中謀得生存的空間，而就連傳統(tǒng)象征著榮譽與權力的武士身份與階層，也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而遭遇新的麻煩。
2018年8月14日，北京首都博物館“都市·生活——18世紀的東京與北京”展覽現(xiàn)場，觀眾參觀武士救火裝束（江戶時期1603——1867）。 視覺中國資料圖
作者單獨以一章《武士之冬》來描繪19世紀幕府武士們所遭遇的困境與尷尬，由于他們的榮耀身份，武士們往往不事生產，而是依賴幕府的資助和祿米生活，但伴隨著商品價格的上漲以及商業(yè)牟利的興起，武士階層僅僅依賴傳統(tǒng)的俸祿已經很難維持體面的生活，因此他們最終大都會陷入向商人借貸的“債務地獄”，“旗本們都負債累累，一直雇傭仆人和家臣只是出于義務，不得已而為之”。他們大都如《紅樓夢》中的賈家，外面的尊嚴和體面不得不維持，但內里實則已經耗盡，由此而導致中下層武士隨時面臨著破產的危機。他們身為武士，生活卻和販夫走卒一樣不堪，由此導致這些原本作為幕府將軍侍奉的武士們開始成為威脅幕府統(tǒng)治的重要不穩(wěn)定因素。
在某種程度上，幕府武士類似清朝的八旗士兵，他們因祖上或出身而獲得特權與榮譽，但在和平時期“這些人沒有一個在戰(zhàn)場上開過槍、拉過弓或揮過刀”，他們只是“把刀擦得锃亮，故作姿態(tài)”，因此當西方堅船利炮出現(xiàn)時，他們大都缺乏作戰(zhàn)能力與經驗。武士作為幕府統(tǒng)治的重要中間階層在19世紀的江戶城里同樣遭遇著危機，因為他們自始至終都只不過是一個特定制度下必然會輪替或消亡的短暫存在物，重要的是這一制度，“這座城市的制度架構”，如“旗本的概念”、“幕府的概念”將會永存，而旗本本人或將軍本人則只會暫時地寄居一段時間，然后繼續(xù)輪替。
但很顯然，即使是這些制度架構本身也并非堅不可摧的。作者在行文中不斷地通過穿插同一時間西方世界的諸多變化來進行對比或作為參照，就如常野的生活不斷地被江戶城的各項政策所影響一樣，閉關鎖國的日本同樣會遭到外部世界的侵擾，尤其當它們漸漸偏離于“此一時代的精神與知識”時，后者會以一股不可阻擋的勢力把它們卷入其中。而清帝國在鴉片戰(zhàn)爭中的失敗讓日本——不僅是幕府領導人，還有那些作為中層的武士以及受過教育的農民——切身地感受到了恐懼，“內憂外患”成為幕府不得不面對且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對于作為傭人的常野，她雖然依舊生活在自己的感知和工作范圍內，但她的命運最終也將會受到渴望且開始改革的幕府政策所影響，而江戶城首當其沖。
“天保改革”中的幕府領導人企圖通過一種行政與道德的雙重改革來讓“日本人民回歸理想的過去，平民尊重統(tǒng)治者，并通過節(jié)儉和勤奮來展現(xiàn)其臣服”，其中一個重點手段便是限制炫耀性消費，來使得江戶城中的居民們嚴格地遵守自身的階級及其制約，因此它必然會直接影響到商業(yè)經濟的發(fā)展，由此導致的結果不僅僅讓大大小小的商家面臨破產，最重要的是“它使得苦苦掙扎的人們再也無法維持外表的體面”，對于內里空空的武士或是普通人而言，他們往往只能通過外表的裝飾與精致來體現(xiàn)自身的地位與形象，而如今他們被剝掉偽裝，赤裸裸地面對自己的悲慘處境，這必然會引起普遍的不滿和憤怒。由此也可想而知，“這場改革一事無成”，“江戶的武士仍然窮困潦倒；貧苦民眾仍然饑腸轆轆，不堪一擊”，而這樣一個岌岌可危的日本是完全無力抵抗海上虎視眈眈的外國炮艇的。
這就是常野所生活的城市與世界，也是一個即將伴隨著她的死亡而不斷被威脅，直至最終消失的時代。常野去世于嘉永六年四月的第六天，西歷1853年5月13日，兩個月后，美國佩里準將的黑船出現(xiàn)在“距離江戶大約38公里的溥賀”，新世界登堂入室，以一種霸道的氣勢展現(xiàn)在日本面前，提醒著未來可能的命運，而清政府失敗的前車之鑒以及由此引起的恐懼或許還未從日本統(tǒng)治者的心頭徹底消散，因此他們也似乎意識到了，曾經那個寧靜的、永恒的理想日本將徹底一去不復返，而江戶城也將以另一種形象與名字出現(xiàn)在新的政權中。這不再是常野的世界，但卻會是其后如常野這般的女性們的世界，她們分享著諸多相似之處，例如都會通過她們自己的選擇和努力來創(chuàng)造自己的生活，而這些生活也必然依舊會遭遇時代，因此綻放出不同的光彩。“她死后，其他女性，其他不認識的人，會繼承她的事業(yè)”。
斯坦利依靠常野家族保留下來的諸多文件得以重構江戶時代石神村林泉寺這個家庭諸子的生活，尤其是不斷給兄長和母親寫信的常野留下了許多信件，從而為我們在幾百年后能夠重新認識這樣一個女性提供了基本的框架。而斯坦利在這些零散的信件、文件、賬單和一些資料的基礎上，謹慎卻又大膽地利用自己的想象力，為讀者重現(xiàn)了19世紀江戶日本的浮世。從娜塔莉·澤維·戴維斯《馬丁蓋爾的歸來》，到史景遷《王氏之死》以及羅新《漫長的余生》，它們都共享著相似的史學研究范式與理想，即通過各類曾經遭到正史排斥或忽視的材料，重現(xiàn)特定歷史場景中特定人物的人生、生活與故事，且這兩者往往是相互構建與影響的。
在這些兼具史學功底與文學想象力的歷史家們的努力下，往日面目模糊的小人物們紛紛在歷史中顯現(xiàn)，由此也再次提醒我們，歷史并不是過去的、僵死的事實的秩序化構造，它始終都是由一個個活生生的個體的生活、實踐與創(chuàng)造所構成的，它是生命本身。在時間的塵埃中，她們有時或許隱而不顯，但在歷史學家的努力下，她們的故事又會在某一天重現(xiàn)，不斷地重復，不斷地差異，由此我們生活的世界才會一如既往的生機勃勃，因為就像托克維爾所說的：“當過去不再照亮未來，人心將會在黑暗中不斷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