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我對江西廬山的人文與歷史產(chǎn)生很大興趣，同時也對道教宇宙論“洞天”學(xué)說的在地情況頗為關(guān)注。這樣兩個獨立的領(lǐng)域，恰能在蘊藏“詠真洞天”等仙家秘境的廬山“洞穴”研究上產(chǎn)生交集。自2016年始，我至少五次趕赴廬山，或考察或進行學(xué)術(shù)交流。除幾乎每次都會去一趟勉強算是“洞”的“白鹿洞”（書院）外，2020年和2023年（2次）的拜訪更在當(dāng)?shù)睾糜训囊I(lǐng)下走訪著名的木瓜洞、凌霄洞、仙人洞和黃巖洞；同時個人最近的研究也就尚未親至的詠真洞和飛云洞進行了不少基于文獻的討論。令我感到驚訝的是，廬山洞穴情況之復(fù)雜、人文價值之高妙，遠超我的預(yù)期。以吳宗慈《廬山志》為例，其中記載的帶有豐富人文信息的洞穴便不下數(shù)十處之多（見附表1），這還不包括大量只有當(dāng)?shù)貍髡f、或文化價值最近才得到凸顯而未能進入志書的那些洞穴。這樣的復(fù)雜現(xiàn)象，使就廬山洞穴的文化史進行考察和研究成為必要，也導(dǎo)致相關(guān)文章的寫作下筆踟躕。努力工作或許是治療拖延癥的唯一辦法，既然文章早晚都要寫，需知“早死早托生”。從本篇有關(guān)木瓜洞的討論開始，我將結(jié)合個人的走訪，不定期地推出數(shù)篇討論廬山洞穴文化歷程的文章，期待能為推動道教“洞室”及廬山文化研究作出些微貢獻。[1]

一、2020年夏木瓜洞走訪見聞

2020年7月18-28日間，在“廬山通”九江學(xué)院滑紅彬老師的邀請下，我與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的張書彬教授一同趕往九江，參訪廬山勝跡。入山后，我和書彬獲祥浩法師接待，居住在棲賢寺中，此后受封“掃地僧”之職。23日，在九江學(xué)院李勤合教授和黃益滿兄的陪伴下，參觀太乙村、太乙峰以及由公孫道長主持的逐漸恢復(fù)的太乙觀。太乙峰奇峻異常，向上則為九奇峰，直通含鄱口。太乙村則主要是民國11年（1922）方才開辟，最初以建造別墅為主，欲與西洋人收買和開發(fā)之廬山牯嶺一較高下——當(dāng)然，較量的結(jié)果并不怎么樂觀。但太乙村卻因稍顯偏僻安寧而成為民國要員的另一修養(yǎng)之所，多位軍界高官在此建立別業(yè)的做法使這個小村莊獲得“將軍村”的美稱。當(dāng)日太乙觀公孫道長云游在外，三年后方才相見，這是后話。

圖1：棲賢寺里的“掃地僧”。張書彬攝，2020年7月20日。

圖2：廬山太乙觀，2020年7月23日，白照杰攝。

午間在黃家開設(shè)的民宿歡飲，獲悉生長于斯的黃益滿對廬山了若指掌，又得知其父祖曾為道士，頓感親切萬分。約定次日來黃家拍攝先人留下的道教文書材料。醉意闌珊，一日無話。24日，我與書彬從棲賢寺上行至太乙村黃益滿家，一人翻書，一人拍攝，忙活數(shù)小時，拍照數(shù)百張，收獲頗豐。而后，又是與黃兄一家的一番暢飲。夜色茫茫，四野寂靜，一邊講鬼事，一邊跟因聽鬼事而逐漸緊張的書彬沿山道急行返程。返回棲賢寺客房時，已近午夜。赧顏敲醒阿姨幫忙開門，穿門而入時慌忙捂住口鼻強裝清醒，實在罪過。好在書彬酒量差也沒少喝，外加一路忍受“鬼事”侵襲，裝清醒亦不得，罪過必然要多分擔(dān)一些。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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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黃益滿祖父留下的道教文書，2023年7月24日，張書彬攝，白照杰翻頁壓書，合作愉快。

正如眾所周知的那樣（？），飲酒如果不能等同于田野本身，至少也能撐起田野的靈魂和骨架！前夜飲酒時，約定來日一早，黃益滿帶領(lǐng)我們探尋聞名已久的“木瓜洞”。我的第一場廬山尋洞活動，從此得以展開。

圖6

圖7：2020年7月25日，黃益滿攝。褲子上下顏色不同，是被汗水浸濕的結(jié)果。書彬很聰明，太陽曬會打傘。但為了顯得硬氣，拍照時臨時又把傘收了起來。

宿醉和入睡過晚致使我和書彬25日的起床時間比預(yù)想要晚很多。早齋后，拖著略顯蹣跚的腳步，開始向山上凌霄茶廠進發(fā)，那里是我們和黃兄約定的集合地點。起得晚，就出發(fā)晚，出發(fā)晚的代價是享受在七月底驕陽炙烤下爬山的汗如雨下。匯合后，黃益滿和他的另外一位好友，帶領(lǐng)我們二人前往木瓜洞，一路雖不算披荊斬棘，但確實有幾段路并不好走。臨近木瓜洞時一人多高的野草擠滿所有空間，撥草而行，猶恨兩臂、后頸的皮膚不能粗糙如鐵。刮擦過后再經(jīng)汗?jié)n，疼好忍，癢無奈。稍有周折，抵達木瓜洞，見到附近“五老高呼（瀑隱題）”和“白云深處（左：燕檀龔蕃錫題；右：順治戊戌首月望日）”等摩崖題刻。這兩方摩崖石刻在吳宗慈（1879-1951）《廬山金石匯考》等著作中多有著錄，被放在“凌霄峰-凌霄洞”的名目下。[2]事實上，直到事后很久我才了解題字所在的小石龕就是凌霄洞，古時附近有凌霄院（明真院），當(dāng)?shù)貍髡f馬祖道一還曾在此洞居住，故又被稱為馬祖洞。[3]親至凌霄洞但當(dāng)時并沒引起任何注意的問題，已經(jīng)不是“故事”而只能是“事故”，相關(guān)情況的仔細考察只能等來次再說。

圖8

圖9：木瓜洞附近“五老高呼”、“白云深處”題刻，2020年7月25日白照杰攝。“五老高呼”字跡較淺，得仔細瞅。

圖10：凌霄洞，2020年7月25日，白照杰攝。洞中情況顯示此洞直到當(dāng)代仍被作為祭祀空間使用。

二、白鶴觀劉玄和與木瓜洞的開創(chuàng)

回到木瓜洞的問題，掉書袋的環(huán)節(jié)，雖遲但到。民國吳宗慈所編《廬山志》對木瓜洞多有述及，指出此洞位于木瓜崖下，而廬山“獅子峰南下為石船峰，峰西南有木瓜崖”。[4]木瓜洞之得名，源于唐代道士劉玄和隱居于此、種植木瓜。洞穴本身出自天然，規(guī)模不算大，但明顯帶有人工痕跡，洞門內(nèi)外有一些時代或早或晚的題刻。有關(guān)劉玄和的情況，廬山當(dāng)?shù)胤街竞偷纼?nèi)仙傳均有所記載，整體類似，但細節(jié)存在差異。吳國富教授曾對劉玄和的情況進行過較為系統(tǒng)的梳理，認為韋應(yīng)物（737-792）《寄黃、劉二尊師》“廬山兩道士，各在一峰居”，黃指后來被尊為茅山宗師的黃洞元，而劉則劉玄和。[5]這一推斷很有啟發(fā)，但依詩題中“劉”字而定之為劉玄和多少有點冒險，期待其他材料充實論證。除韋應(yīng)物詩歌外，目前所見材料中，北宋陳舜俞（1026-1076）《廬山記》和南宋王象之（1163-1230）《輿地紀勝》有關(guān)劉玄和的記載最早，元代虞集（1272-1348）和趙道一（活躍于1294前后）給出的描述最為詳細，后世著作多以這些文獻為基礎(chǔ)進行書寫。

值得慶幸的是，陳舜俞《廬山記》和王象之《輿地紀勝》均引用了更早的、目前已亡佚的文獻材料。《廬山記》指出，劉玄和是承天觀（舊名白鶴觀）道士。由于木瓜洞原本是白鶴觀的附屬結(jié)構(gòu)，因此對這所歷史上非常著名，但現(xiàn)在已徹底消失的廬山道觀的情況，不妨花費筆墨做些討論。有關(guān)白鶴觀的沿革，陳舜俞引《九江錄》，稱此觀最初是唐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奉敕修建于潯陽城下，神龍二年（706）六月三日敕建龍興觀，當(dāng)?shù)匾源税Q觀改額并移置山中。[6]《輿地紀勝》引張固《白鶴觀記》稱，此觀位于城西北二十里，當(dāng)時已改名“承天觀”，“廬山峰巒之奇秀，巖穴之怪邃，泉樹之茂美，為江南第一。白鶴觀總奇秀怪邃茂美，復(fù)為廬山第一。”[7]有關(guān)白鶴觀的情況，虞集的文章可以為我們補充不少信息。虞集與道教關(guān)系密切，孫克寬將之稱為“在家的道士學(xué)人”，認為虞集通過道教打通宮廷，并對提升南方道教文化水平做出不小貢獻。[8]其《白鶴觀記》至少有兩個常見版本，一者是吳宗慈《廬山金石匯考》所收本子，[9]這個本子似乎是直接抄自明代桑喬（1532年進士）《廬山紀事》的錄文；[10]另一者則是（正德）《南康府志》所收版本。[11]對比可知，（正德）《南康府志》所錄文章更長一些，且其中人物（道士吳德顯）前后呼應(yīng)，當(dāng)更完整，故這里以之為據(jù)。

虞集指出，至治壬戌年（1322）三月游廬山，參觀白鶴觀，但見一片蕭索。老道士吳德顯出迎，真摯地拜托他為本觀撰寫碑文。當(dāng)晚虞集宿于附近的棲賢寺——就是我和書彬廬山考察時居住的寺廟，次日一早離開時，吳德顯在石橋潭追上了他，“出舊志及古今題詠一卷”，囑咐“趣為我書之”。根據(jù)“其志曰”的說法來看，虞集接下來對白鶴觀歷史的一段敘述應(yīng)該來自吳德顯提供的“舊志”，準確性或許較高。其記載唐高宗以老子降，于是命令天下普建白鶴觀。九江白鶴觀原本建于德化西白鶴鄉(xiāng)。景龍和龍興時，朝廷普建景龍觀和龍興觀，本地均改白鶴觀額應(yīng)詔，又將道觀遷至山陽。普建白鶴觀的因緣，一時沒有查到，但懷疑可能與杜光庭《歷代崇道記》中記載的高宗龍朔二年（662）北邙山設(shè)醮時“太上又現(xiàn)，百官進表稱賀，帝大悅”有關(guān)。[12]腦洞大開一下，如果普建白鶴觀一事確實與此次老子降現(xiàn)有關(guān)，那么當(dāng)時人對降現(xiàn)的描述會不會是“老子騎白鶴而來”呢？有關(guān)普建景龍觀、后改名龍興觀的情況，杜光庭給出非常簡明的記述：“景龍元年，敕天下州郡并令置景龍觀。二年改為中興觀，三年改為龍興觀，其度人一依前代故事。”[13]虞集獲得的“舊志”接著記載，這座龍興觀在宋大中祥符中又改名承天觀，但后人仍使用白鶴觀的俗稱，“舊名古柏壇者也。”改名“承天”的情況在不少材料中得到呈現(xiàn)，如陳舜俞《廬山記》便成此觀為“承天觀，舊名白鶴觀”；[14]南宋周必大（1126-1204）的《廬山后錄》將這座道觀稱為“承天白鶴觀”。[15]

《白鶴觀記》接下來對劉玄和以及白鶴觀四次整修的記述，看上去也來源于“舊志”。有關(guān)劉玄和的情況稍后再談，這里繼續(xù)來看白鶴觀的幾次整修。虞集指出，除白鶴觀的最初建造外，五代時翁如侃、紹定壬辰（1232）葉守成和王守白以及至元丁亥（1287）王可晟、余德忠、吳德顯、陳德英、余汝南，分別對之進行修復(fù)。吳德顯就是委托虞集撰文的那位頗為懇切的道士。根據(jù)名稱來看，主持至元丁亥重修活動的幾位有“德”之人，可能是白鶴觀中的同輩道士。虞集記載吳德顯等人此次重修，“鐘樓、經(jīng)藏、廊門之屬，稍加于舊”，但正如我們已經(jīng)知曉的那樣，重修后35年虞集造訪時，“見其屋室不類他浮圖老子之宮奐麗，頗高簡蕭散，宜于修真矣。”[16]元代之后的白鶴觀，似乎再也沒有得到過良好修繕。明代羅洪先（1504-1564）游覽廬山時，發(fā)現(xiàn)“由開先東二里許為萬杉寺，又東為白鶴觀，皆廢圮。”[17]稍晚的王思任（1575-1646）記載當(dāng)時的白鶴觀“窮廢亡賴，止一二瘦豬眠游也。”[18]王思任大約創(chuàng)作于同一時期的《重修廬山白鶴觀記》，告知我們更多細節(jié)情況。文稱其天啟乙丑年（1625）與好友游覽五老峰前白鶴觀，但覺風(fēng)景秀麗，而“棟宇頹危，門欞不設(shè)，饑豬擾案，鳥鼠碎簷……亡聊賴甚矣！”此時的白鶴觀主李元丹“乞留一言，以為興復(fù)之藉。”王思任的墨寶確實發(fā)揮了作用。李元丹以此勸說星子縣令陳巽言、郡孝廉陶孔志等，對白鶴觀進行重修。崇禎壬申年（1632），王思任再次來到廬山一帶，李元丹將重修始末告知于他。在王思任看來，雖然重修工程并不能恢復(fù)白鶴觀往日輝煌，但“亦稱稍稍恢葺矣。”此次修整李、陳、陶三人自然功不可沒，而“元丹目尚沖然腹猶未甚果然也。”感動之下，王思任為觀主李元丹的重修工程，撰寫下這篇《重修廬山白鶴觀記》。[19]

從王思任《重修廬山白鶴觀記》對重修結(jié)果和對李元丹“腹猶未甚果”的描述來看，相關(guān)幫助未能使白鶴觀脫離窘境。閱讀稍后的游記可知，白鶴觀確實越來越破敗，最終徹底消失。黃宗羲（1610-1695）順治十七年（1660）走訪廬山時，已發(fā)現(xiàn)白鶴觀“舊屋偶存，獨無廊廡”，“今敗屋三楹，近自故基遷過東北十余丈，廓然無門扇墻落。”[20]查慎行（1651-1728）康熙三十一年（1692）暢游匡廬，見白鶴觀仍有白發(fā)長須的道士，但我們剛剛依仗良多的“虞道園（集）碑記”已不知所蹤。此后白鶴觀持續(xù)破落，據(jù)了解，至建國后，白鶴觀觀址分給當(dāng)?shù)孛駪簦瑥亩鴱氐紫г跉v史長河中。

值得一提的是，蘇軾（1037-1101）游白鶴觀時，見“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棋聲于古松流水之間”，有感而作《觀棋并引》，詩稱：“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fēng)日清美”，“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yōu)哉游哉，聊復(fù)爾耳。”[21]蘇軾的詩歌，成為白鶴觀的“典故”，時時被后來者提及。如虞集《白鶴觀記》便指出此地“東坡先生嘗獨游，聞棋聲于古松流水間”；[22]王思任《重修廬山白鶴觀記》甚至將白鶴觀的著名部分歸因于蘇軾的宣傳，“觀不得劉道士不創(chuàng)也，不得蘇學(xué)士不名也。”[23]查慎行也在其《廬山紀游》中專門標出白鶴觀，就是“東坡先生觀棋處。”[24]名公大夫的贊嘆和為景觀留下的文章、題刻等遺產(chǎn)，既豐富了景觀的人文價值，又使面對同一景觀憑吊感念，與前人進行跨越時間的單向交流成為可能。如是，文明和文化，憑借帶有強烈人文屬性的自然景觀作為媒介，得到傳承與體認。

繞了這么大一個圈，還是讓我們把焦點回歸木瓜洞以及創(chuàng)建木瓜洞的劉玄和身上。陳舜俞《廬山記》認為，劉玄和與何子玉在唐大歷年間（766-779）居住在白鶴觀（當(dāng)時應(yīng)該叫龍興觀）。接著，陳舜俞引用張弘《道門靈驗記》（似已亡佚），稱劉玄和是“地仙也。嘗為郡守李承、薛弁章奏，皆有天曹批報，事悉符驗。”查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知李承和薛弁在大歷年間先后任江州刺史。郁賢皓指出，李承的情況在《舊唐書》《冊府元龜》《廬山記》中得到零星記載，其大約在大歷六、七年間（約771、772）擔(dān)任江州刺史；薛弁出任江州刺史的情況，在《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獲得記載，其大約在大歷八、九年間（約773-774）接任同一官職。為大歷年間江州刺史章表有驗一事，或許是致使陳舜俞強調(diào)“大歷中”劉玄和居白鶴觀的原因。只是稍后就會看到，劉玄和在白鶴觀的活動時間，可能跨越了開元到貞元之間的數(shù)十年之久。吳國富指出，與劉玄和為同時代人的岑參（約715-770）《送薛弁歸河?xùn)|》：“薛侯故鄉(xiāng)處，五老峰頭西”，推測薛弁為廬山附近人士。[25]但通過詩題可知，薛弁很可能出自著名的“河?xùn)|薛氏”。這個出過薛道衡、薛元超、薛仁貴等重要人物的家族，以河?xùn)|汾陰為大本營。岑參“五老峰頭西”中的五老峰，似乎應(yīng)該是山西中條山脈上的那座五老峰。郁賢皓指出，皇甫冉（717-770）《廬山歌送至弘法師兼呈薛江州》中提到的薛江州，應(yīng)該也是薛弁。皇甫冉在詩中贊美薛弁作為管理自然靈秀和宗教圣地的地方官擁有山水之性，“使君愛人兼愛山，時引雙旌萬木間。政成人野皆不擾，遂令法侶性安閑。”

圖11：木瓜洞整體照，引自星灣：《重陽節(jié)山洞尋寶記》，《潯陽晚報·文化周刊》2019年10月12日。

我自己拍攝的木瓜洞整體照，莫名丟失了，且這張照片比我自己拍的好太多。

白鶴觀東北有木瓜巖，劉玄和始居巖中，種植木瓜。似乎劉玄和對栽種植物非常熱衷，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前述游記作品里的白鶴觀巨大杉樹，據(jù)稱也是他親手所植。陳舜俞表示，這株高百尺有余、圍二十尺的杉樹，“熙寧五年（1072），朝廷作中太一宮于京師，詔求幡竿木一百二十尺之長者，天下差官行山林，此杉幾伐焉。”[26]有關(guān)這棵杉樹的記載還有不少，這為了解杉樹接下來的遭遇帶來幫助。雖然巨杉的存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白鶴觀的興衰，但杉樹的“樹生”卻始終是誘導(dǎo)我們再次偏離主題的另一個故事。鑒于剛剛已將白鶴觀的沿革交代清楚，對自然與人文交融的 “廬山名樹”研究，還是等未來有緣再繼續(xù)探索。

與陳舜俞記述的過于簡略相比，虞集和趙道一對劉玄和的描寫要生動的多。虞集對劉玄和的了解主要來源于白鶴觀老道士奉送的“舊志”，其稱白鶴觀本“唐開元道士劉混成故居”，劉混成，名玄和，“其先彭城人，后遷都昌之五穆里”。與弟子何子玉居住在白鶴觀，后留何子玉守觀，自己入五老峰石室種植木瓜為食。煉丹有成，年八十六，與弟子范仙舟作別而逝。舉棺之時，尸解化去。“人或從之祈禱，往往有奇應(yīng)者。”[27]

圖12：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劉玄和》，引自三家本《道藏》，冊5，第316頁。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后簡稱《仙鑒》）中的劉玄和本傳記載更為詳細。文稱劉玄和，號混成子，祖上為彭城人，衣冠南渡遷入九江都昌，這些情況與虞集所述一致。開元二年（713），劉玄和出生，完成家庭責(zé)任后，年幾四十時方才入匡廬龍興觀（也就是白鶴觀），“禮住持三洞法師何子玉為師，天寶二載（743）得度為道士。”有關(guān)何子玉與劉玄和的關(guān)系，陳舜俞未置一詞，虞集則認為何子玉是劉玄和的弟子，與趙道一給出的說法不同。趙道一稱劉玄和在木瓜巖（洞）隱居、種植木瓜，“棲五老峰石室五十二年”。根據(jù)后文稱劉玄和享年八十六（與虞集所述相同）、羽化于貞元十年（794）的記載來看，所謂的“棲五老峰石室五十二年”應(yīng)該是從天寶二載（743）正式入道算起，至羽化時（794）截止。但前揭趙道一稱劉玄和生于開元二年（713），卒年貞元十年（794），則當(dāng)享年82歲、而非86。且，其正式入道時，劉玄和或者32歲、或者34歲（分別采信743生和794年86歲卒的不同計算結(jié)果），也并非如“年幾四十”才有“拔俗出塵之志”。不論如何，在年齡問題上，趙道一給出的記載應(yīng)該存在一些疑問。

接著，劉玄和故事的時間線來到唐德宗貞元年間（785-805）。趙道一記載，淮西吳元濟（783-817）叛亂，“洪帥”（這里似乎是指洪州刺史）命令手下王遘奉表京師，王遘中途被掠。王遘家人于是求禱于劉玄和，劉玄和指導(dǎo)：“觀中有司命、司錄二真君者，乃玉皇之侍臣，汝可精禱。”接著，劉玄和為之上章。此后王遘果有奇遇，獲得神人導(dǎo)從脫難歸家。《仙鑒》表示，為王遘“拜章之驗”后，劉玄和獲得朝野名賢的重視。《白鶴觀記》中獲得劉玄和拜章靈驗的李承、薛弁在《仙鑒》中沒有出現(xiàn)，取而代之的是某位洪州幕下的王遘。趙道一給出的這則故事，充滿了時間錯亂。首先是王遘。唐史材料中確實記載一位曾在廬山附近任官的王遘，這位王遘于至德二載（757）擔(dān)任南康令，與權(quán)德輿的父親權(quán)皋有關(guān)聯(lián)。[28]但他卻不太可能成為《仙鑒·劉玄和》中的“王遘”。此問題查閱《唐詩大辭典》便可知曉。《唐詩大辭典》中業(yè)師賈晉華依據(jù)《舊唐書·權(quán)皋傳》《全唐詩》《千唐志·唐故知鹽鐵院福建院事王府君墓志銘并序》《唐故鄂岳團練判官太原王公墓志銘并序》總結(jié)指出，擔(dān)任南康令的王遘在大歷中累遷金部郎中和祠部郎中，大歷十二年（777）在常州與詩僧皎然聯(lián)句作詩，德宗建中（780-783）、貞元（785-805）間先后擔(dān)任蘇州刺史、楚州刺史，卒于貞元九年（793）。[29]這么看來，這位王遘應(yīng)該不會是“貞元年間吳元濟叛亂”時洪州刺史手下幕僚。

將劉玄和拜章故事放到吳元濟叛亂下，也是一則令人無法采信的傳說。安史之亂后，故事中的叛亂發(fā)生地淮西的局勢便異常復(fù)雜。簡單來講，平叛安史之亂立下戰(zhàn)功的李希烈（約750-786）在建中三年（782）反叛稱王、殺害顏真卿（709-784）。被朝廷軍隊擊敗后，李希烈退至淮西，貞元二年（786）被部將陳仙奇（卒于786）毒殺。很快，陳仙奇又被李希烈的手下吳少誠（750-809）殺死。吳少誠開始自領(lǐng)淮西節(jié)度，不奉皇命，導(dǎo)致淮西與李唐之間戰(zhàn)事頻頻。朝廷無法將之順利剿滅，最終只得綏靖。元和四年（809）吳少誠死后，吳少陽（卒于814）取代他的位置，擔(dān)任淮西節(jié)度使。五年之后（814），吳少陽也去世了，此時吳少陽的兒子吳元濟主持軍務(wù)。吳元濟秘不發(fā)喪，以已故的父親名義向朝廷請為留后，但未獲允可，因而舉兵反叛。元和十二年（817），吳元濟叛軍被最終擊敗，其本人也被斬首。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樣，劉玄和卒于貞元十年（794），此時不僅距吳元濟反叛還有20年之久，且擔(dān)任淮西節(jié)度的也根本不是吳元濟。如果說劉玄和拜章救王遘一事確實來源于某個真實情況，則也只能發(fā)生于李希烈或吳少誠統(tǒng)治淮西的時段，二人均有反叛之舉，只是都不曾發(fā)生在“貞元”時期。上述問題的存在，使人不禁懷疑整個故事并不是經(jīng)得起考驗的事實，而可能是基本虛構(gòu)或張冠李戴（有可能挪用其他仙道人物故事）的傳說。故事中出現(xiàn)的“玉皇”二字，加深了我的疑慮。正如道教學(xué)者熟知的那樣，“玉皇”這個名稱雖然很早就出現(xiàn)在道教典籍里，但其作為神靈領(lǐng)袖的神格則是到宋代才最終確定下來。在劉玄和的時代，應(yīng)該還不會將“玉皇”作為主神進行供奉。經(jīng)過一番考察，或許我們應(yīng)該將這個劉玄和故事中唯一具有詳細細節(jié)的情節(jié)，作為表現(xiàn)傳主神圣性的制式傳說“模塊”對待，而不應(yīng)該貿(mào)然相信所述是秉筆而來的歷史事件。

最后來看《仙鑒》中記載的劉玄和羽化情況。趙道一稱，劉玄和在世86年，于貞元十年十月十八日忽然向弟子范仙舟表示，自己玄譜有名，將游金華，囑咐弟子好好修行、切莫墮落，“言訖而化，治命藏劍于柏壇。”門人從命，埋葬之日有鶴翔、異香等瑞應(yīng)，棺中尸身不見，唯遺鞋襪。范仙舟等人為之建立殿堂以便供奉，后仙舟亦得道而去。[30]開創(chuàng)廬山木瓜洞的白鶴觀劉玄和的故事，至此可告一段落。

劉玄和是白鶴觀道士，其所開創(chuàng)的木瓜洞本來屬于白鶴觀的附屬結(jié)構(gòu)。從宋代開始白鶴觀的日子就不那么好過了，這一點從寫下《觀棋》詩的蘇軾將之稱為“白鶴遺址”，以及上面對白鶴觀“破敗史”的追溯上就可看出端倪。本觀尚且難以維持，誰還會心心念念地倒貼開發(fā)木瓜洞呢？南宋周必大《廬山后錄》記載，當(dāng)其在白鶴觀中詢問東北不遠的木瓜巖時，得到的回答是“道士不知”。[31]到了查慎行訪白鶴觀時，此觀“雖破還在”，但附近的木瓜洞則重新以洞穴為中心組建起獨立的道教場所“木瓜院”，“有道士石姓者，隱居其中數(shù)十年，近為當(dāng)事邀之北去。”[32]這就引出木瓜洞歷史上又一位值得一書的道教人物，石嵩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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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本文的寫作，多次受教于九江學(xué)院滑紅彬教授；太乙村黃益滿兄、太乙觀公孫道長、“星灣”（陳再陽警官）無私的資料和照片分享，充實了這篇文章的內(nèi)容；中央民族大學(xué)尹志華教授、四川大學(xué)孫偉杰教授幫助尋找石嵩隱資料。廬山考察時，棲賢寺祥浩法師的接待，黃益滿兄的照顧、九江學(xué)院李勤合教授、滑紅彬教授、曾曉云師姐的關(guān)愛，以及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張書彬教授的全程陪伴，使2020年的廬山之行得以順利完成。在此表示由衷感謝！

[2] 吳宗慈：《廬山金石匯考》，卷下，見王挺之、李勇先、范國強編：《中國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chǎn)歷史文獻叢書》，冊36，第336a頁。

[3] 吳宗慈編撰，胡迎建、宗九奇、胡克沛校注：《廬山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上冊，頁252-253。

[4] 吳宗慈編撰，胡迎建、宗九奇、胡克沛校注：《廬山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上冊，第78頁、第250-251頁、第636頁；下冊，第97-99頁、第104頁。

[5] 吳國富：《廬山道教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2-93頁。

[6] 陳舜俞撰，滑紅彬校箋：《廬山記校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卷2，第192頁。

[7] 王象之：《輿地紀勝》，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卷25，第1100頁。

[8] 孫克寬：《虞集與南方道教》，《大陸雜志》第53卷第6期，第243-254頁。

[9] 虞集：《白鶴觀記》，見吳宗慈：《廬山金石匯考》，卷上，見王挺之、李勇先、范國強編：《中國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chǎn)歷史文獻叢書》，冊36，第78b-80a頁。

[10] 虞集：《白鶴觀記》，見桑喬：《廬山紀事》，見胡思敬編：《豫章叢書》，南昌退廬刻本，1932年，卷6，第12b-13a頁。

[11] 虞集：《白鶴觀記》，見（正德）《南康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8，第43-44頁。

[12] 杜光庭：《歷代崇道記》，見杜光庭撰，羅爭鳴輯校：《杜光庭記傳十種輯校》，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62頁。

[13] 杜光庭：《歷代崇道記》，見杜光庭撰，羅爭鳴輯校：《杜光庭記傳十種輯校》，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63頁。

[14] 陳舜俞撰，滑紅彬校箋：《廬山記校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卷2，第192頁。

[15] 周必大：《廬山后錄》，見滑紅彬、劉佳佳編：《廬山古代游記匯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2頁。

[16] 虞集：《白鶴觀記》，見（正德）《南康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8，第43頁。

[17] 羅洪先：《匡廬紀行》，見滑紅彬、劉佳佳編：《廬山古代游記匯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3頁。

[18] 王思任：《游廬山記》，見滑紅彬、劉佳佳編：《廬山古代游記匯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39頁。

[19] 王思任：《重修廬山白鶴觀記》，見其《王季重集》，明崇禎刻本，卷6，第25b-27a頁。

[20] 黃宗羲：《匡廬游錄》，見滑紅彬、劉佳佳編：《廬山古代游記匯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57頁。

[21] 蘇軾：《觀棋并引》，見蘇軾撰，王文誥輯注：《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42，第2310-2311頁。

[22] 虞集：《白鶴觀記》，見（正德）《南康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8，第43頁。

[23] 王思任：《重修白鶴觀記》，見其《王季重集》，明崇禎刻本，卷6，第257a頁。

[24] 查慎行：《廬山紀游》，見滑紅彬、劉佳佳編：《廬山古代游記匯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9頁。

[25] 吳國富：《廬山道教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2頁。

[26] 陳舜俞撰，滑紅彬校箋：《廬山記校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92頁。

[27] 虞集：《白鶴觀記》，見（正德）《南康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8，第44頁。

[28] 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148，第4001頁。

[29] 賈晉華：《王遘》，見周勛初主編：《唐詩大辭典》（修訂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3年，第23頁。

[30]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卷38，《道藏》，北京、上海、天津：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1988年，冊5，第316b頁。

[31] 周必大：《廬山后錄》，見滑紅彬、劉佳佳編：《廬山古代游記匯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2頁。

[32] 查慎行：《廬山紀游》，見滑紅彬、劉佳佳編：《廬山古代游記匯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9頁。

白照杰，澳門大學(xué)哲學(xué)博士，上海社會科學(xué)院哲學(xué)研究所副研究員，道家古典學(xué)研究中心主任。致力于中國道教及佛道關(guān)系等領(lǐng)域之研究。